《一場大火之後》記錄了其中一位全身被大面積燒傷覆蓋的生還女子 Tedy Ursuleanu,從 Tedy 裝上機械式的手臂,接受邀請進行燒傷身體的拍攝,到攝影作品公開展出──Tedy 的狀態所呈現的即是明顯的物理性摧毀:Tedy 的雙臂在大火過後僅剩下殘肢,與科技的結合讓 Tedy 成為了全新的主體,人類與機械之間的界線在此結合之下不再清楚明瞭。
除此之外,當 Tedy 褪去了衣服,萎縮的身軀上盡是佈滿皺褶的新生皮膚,她的模樣也不再是我們對於人類所熟知的面貌。如同《核爆家園》(Chernobyl, 2019)中在車諾比核爆第一時間接觸放射物質的人員,其皮膚在往後的一個月內逐漸變黑、腐爛,宛若經歷嚴重燒傷,直到該人的皮膚已經被腐蝕至深可見骨的情形,他們便進入了非人(inhuman)的狀態──當一位女子央求與接觸了放射物質的愛人見面時,身穿防護衣的護士對著女子說道:「他現在已經不是你丈夫了。他不再是你認識的那個人了。」──,經歷並倖存於集體大火的傷者,同樣在大火後成為了非人。
如上所述,他們的非人狀態並不僅止於物理性的,同時是精神上的:當 Tedy 裝上機械手臂時,她流露出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情──與 Tedy 的母親在親眼看見女兒裝上義肢後落下眼淚,以及旁人興奮、欣慰、感動的模樣相較起來,Tedy 的神情似乎顯得特別冷漠與不近人情。同樣地,當Tedy在攝影展開幕當天接受記者的訪問時,記者對 Tedy 問道:「在大火發生之後,妳是如何度過這艱難的一切的?」Tedy 冷靜地答道:「你知道這一切都已經發生了,而你什麼都無法做,因此只能接受現狀即是如此。」記者接著反問:「怎麼可能這麼簡單?」──顯然地,記者的提問是冒犯的,就如同許多我們時常在媒體上看見的記者對於受難者家屬或是受傷者的問題:「你現在感覺怎麼樣?」「這樣會痛嗎?」──然而,綜合以上來看,令我們訝異的是,未直接承受火災後果的人們、或是作為觀者的我們,皆表現出比 Tedy 更為高張和憤怒的情緒;相反地,Tedy 並沒有對於自己去年所受的傷表露明顯的悲傷,甚至是對記者的提問感到惱火。
不論政府基於什麼樣的私人利益而放棄了這些毫無縛雞之力的「集體」受害者,他們遭到國家排斥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他們被權力者放棄的同時,不僅是被剝奪了所有身為一位公民被賦予的權利,更是被剝奪了「成為一位與所有人類相同的人類」的權利(right to be a people like all peoples)(Arendt, 2007: 161)──基於他們的存在被否定,他們在法律上便被剝奪了身為人的權利,也因此不被肯認為人,成為了非人。
從以上這個層面看來,我們或許便能理解,何以《一場大火之後》最終回歸的是身葬火場的家屬,在摯愛之人的墳前沈默地哀悼與緬懷──不論是當場死於俱樂部、事後因為政府而延誤治療的傷患,或是生還者,他們所經歷的事件或許並不需要任何再現或是再敘事(narrative):如同 Tedy 所說,一切都已經發生,任何人對於腐敗政權的反抗、對於真相的拼湊,可能都是徒勞無功的。畢竟,他們仰賴科技重新組織的身體,對於主體的意識,過去被國家及人類同胞安置在社會中的位置,早已經在事件發生之後不復存在。他們已經不再是我們所認識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