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外觀
荷蘭，這個遠在歐洲大陸西方一隅的國家，國人對它普遍的印象及認知，除了來自歷史課本裡提及四百年前，荷蘭曾是臺灣短暫的殖民國之外，剩下的大半透過大眾媒體而得知的數個印象：風車、鬱金香、腳踏車、起司。
較鮮為人知的是，荷蘭為西歐其中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其正式國名為尼德蘭（the Netherlands/Nederland），它的國土略大於臺灣，人口卻只有臺灣的七成。而荷蘭與亞洲的相互影響，不只限於政治、航海、貿易、宗教，在文化及藝術上的交融，更是自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向東遠征開始，跨越海洋及地域的藝術風格和技法在異地生根、內化，至今演變出獨樹一格的樣貌。最廣為人知的，便是中國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大量製造的景德鎮青花瓷，除了成為荷蘭藍陶（Delftware）的濫殤，亦是日本伊萬里瓷（或稱作肥前瓷器）最初仿造的瓷器器型和圖案範本。
討論荷蘭─中國─日本三角跨國瓷器貿易的著作並不罕見，至今在中國、日本、臺灣、荷蘭、甚至東南亞國家的各大博物館亦有豐富的館藏，而本文希冀藉由荷蘭國立民族學博物館（Rijksmuseum Volkenkunde）館藏為出發點，進一步將荷蘭東亞收藏的探討範圍擴張至位於荷蘭漢學重鎮萊登市（Leiden）的日本博物館（Japanmuseum SieboldHuis）及藍陶起源地臺夫特市（Delft）的王子博物館（Museum Prinsenhof Delft），將三個博物館的瓷器收藏做成具脈絡的介紹。
民族學博物館中日館藏概況
圖二 左：平戶燒儲酒器 1775∼1829 產地日本 右：19世紀晚期 明治花瓶 產地日本
博物館展場分為特展區和常設展區，年度的大型特展由館內研究員策展，結合館藏和年度主題，展示不同地區的宗教、工藝與文化。常設展區則是使 用人類學的分類方式，以地區為界而分出亞洲館、大洋洲館、北美洲館、非洲館、歐亞館，再以民族和國家細分子區，例如亞洲館則是將東亞區獨立成子館，再劃分成中、日韓兩個展區。走進東亞館，迎面而來是日韓區的收藏。
整體而言，日本展區的陳列並不以年代做為脈絡，而是以器物的用途及種類來區分，其中不乏十八世紀後做工精細的漆器、屏風、瓷器等等（圖二）。然而，場中有一部份以日荷交流為主題的方式陳列展品，亦是民族學博物館的重點館藏─ 荷蘭東印度公司委託日本長崎製造的伊萬里瓷收藏。
圖三 17世紀出島模型
博物館製作具建築和街道的房屋模型，並將館藏中出現荷蘭人肖像的浮世繪製作成解說影片，試圖重現當時滯日荷人的居住與活動地點，也就是當時隸屬肥前國的人工島、現為長崎市一部份陸地的出島（Dejima）（圖三）。同時，民族學博物館亦與長崎復元整備室（Dejima Restoration Office, Nagasaki）合作，長期展出日本在十七世紀與荷蘭人貿易時所留下的陶瓷和餐具（圖四）。
圖四 18世紀 有田燒殘片 挖掘於長崎市，白瓷瓶上的字Japansch Zoya為日本醬油的荷文
中國區在東亞館的盡頭，觀眾需穿越日韓區才得以進入。甫踏進中國區，即可看見佛教的十八羅漢像排列在左右兩面牆上；筆者於二〇一二年首次參觀時，牆上陳列的是道教裡各種位階的神祇。可能是策展人的偏好，也可能是限於空間，這樣陳列的方式，或多或少給予觀眾宗教在中國非常重要的印象。中國區的陳列方式與日本區迥異，基本上以年代為序並結合不同主題，從先秦至民初，展示青銅器、唐三彩和陶瓷等器物，並懸掛清末民初畫家的繪畫，包含徐悲鴻、傅抱石、林風眠和齊白石。在瓷器展示的選擇上，以中國瓷器的發展及演進為主，包含彩瓷、青瓷（圖五）、青花瓷（圖六）。
除此之外，博物館在中國館另陳列了一系列清末民初的攝影作品， 觀眾可透過作品一窺當時的平民市景。這些相片來自三位一九〇〇至一九二〇年代旅居北京的荷蘭人：駐京使節A.C. van Citters、攝影師E.C. Le Munyon和漢學家J.J.L. Duyvendak。
圖五 中國區的彩瓷、青瓷陳列方式
圖六 18世紀 清代青花瓷 產地中國
從中荷貿易到日蘭貿易
何以荷蘭的博物館不只注重他們與中國的貿易，亦特別強調他們與日本在十七世 紀時的貿易往來？得先從當時的國際情況開始說起。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六〇二年於阿姆斯特丹成立之後，獲得尼德蘭共和國的許可，擁有發行貨幣、自組傭兵、代表國家與他國訂立條約、行使殖民與統治的權力後，便開始出海進行跨國的貿易，前往富含香料、瓷器、絲綢的遙遠東方。東印度公司成功佔領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之後，便以巴達維亞為貿易的轉運站，擴張版圖至遠東，也就是中國和日本。自一六〇三年於阿姆斯特丹拍賣會中國瓷器大獲好評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深知，中國瓷器在歐洲已成為異國收藏的珍寶，大量輸入中國瓷器回歐洲市場為勢在必行，便以江西景德鎮的青花瓷為首要貿易目標。
擁有瓷土燒製技法的景德鎮，曾在萬曆年間接受東印度公司大量的訂單。為了製 作專門銷售歐洲的瓷器，匠工們迎合歐洲人的對於瓷器外型和圖案的喜好，甚至以西方的宗教、風景、人物圖像取代中國山水、人物畫的構圖和風格。雖然景德鎮瓷器風行一時，然而好景不常，由於明代的海禁政策和內戰頻繁，加上一六四四年景德鎮窯場發生火災，外銷瓷產量大減，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貿易愈發困難，甫研發出製造青花瓷技法、且大量模仿中國瓷器的日本伊萬里瓷，便成為荷蘭人眼中景德鎮外銷瓷的替代品。
當荷蘭人前往日本時，正值德川幕府時期（1603～1868）鎖國時期，經過多次的鎖國令，荷蘭商館於一六四一年從平戶遷到出島，取代原本和長崎進行買賣的葡萄牙商館，成為日本當時唯一進行國際貿易的對象。由於嚴格的鎖國制度，日本居民除了公事外不得進入出島，荷商也只能於出島上活動，不得靠近長崎沿岸，通商季節只限冬季。從當時的史料記載和浮世繪上的文字可知，這些日本人口中的「阿蘭陀人」駐守出島，直到一八五九年荷蘭商館因簽訂《日蘭和親條約》而關閉，最後得以自由進入日本本土進行貿易。而荷蘭人對於日本的影響，不只是帶來異國貨物、增加日本瓷器的訂單，更是促進日本的科學、醫學接受西洋技術的刺激，這些學科總稱為「蘭學」。
（原文〈荷蘭黃⾦時代的瓷器貿易─淺談國立⺠族學博物館的瓷器收藏〉
刊載於《⼤觀》雜誌，第67期，2015年4⽉號，⾴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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