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辭白帝

在你難過，感到沒人理解，無人安慰，不想待在憂鬱悲傷之中，卻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你該怎麽辦？

這個問題寫在這裏，與下文無關——一點點都無關，也不是故弄玄虛——只是它沒有別處可去，若是我不收留在這裏，那我們身處的都市，又有哪裏會借給她一個可以哭泣的地方？

怕熱鬧，也怕冷清，人總是這麽矛盾，既然選擇了一些事情，自然也就不得不放棄另一些。

我們說回來，你看確實沒有說謊話。古人的詩，人們分了很多類別，從題材，從格式，從情感，從時間……種種累累，是依據選取人的眼光來看那千百年千百萬詩句，其中有一家，是摘句派，不才如我，恰恰也是。

這也是大部分有些酸溜溜氣息的人，喜歡做的事情，我如此說，並非鄙夷之，反而是一種懷念。恰如成年後再見到自己兒時光屁股露出下體的照片，雖說有一些羞臊，但還不至於認為這是淫穢下流，而且對於親近者，反而是一種喜悅。

因此，我收拾屋子，還發現了一些筆記本，紙上都有黃斑了，但字跡還是認得的，畢竟是自己的少年時。有一些是摘録的歌詞，還有一些是不知從哪本書中翻來的名人名言，還是古詩古句，總之都是一些兒時認為，很美，或者很重要的文字。

我翻了翻，內心是笑的，但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收藏起來固然好，但輾轉這麽多次，每次搬家也都丟了不少雜物，可這幾個筆記本還是在的。這次，我卻不想在留下來了，即使上面的那些文字，我是打算轉録到電腦中的——但不録下來，也未嘗就可惜。

其實詩歌的佳句，正如张僧繇點上的龍睛，也如美女的面孔，第一眼就喜歡，等到人影已然擦肩而過，再回想，恐怕除了覺得美麗非凡，卻想不起身上衣服如何，更別提五官怎樣了。但時隔許久，心中總還是會有一種影子，彷佛飛鴻掠過湖面，照下身影，似乎有，卻又無可尋覓。

佳句也是如此，摘録下來固然好，但若是佳句可以脫離全篇而存在，也許便是該像羅丹一樣，揮斧砍下那着了魔的雕像雙手。

若是看過古人的那種綫裝書，往往會發現一些圈圈點點的痕跡，古人讀書，喜歡如此，魯迅也說過現在的洋裝書，天頭地腳太過狹窄，不如中式的裝幀，開闊而方便筆記。這便是中國固有的評點一派，特別是在小說之中，比如說著名的脂硯齋，就是通過記録在書中的批點，為這本大書留下了最可寶貴的影跡。我們今天還能談談《紅樓夢》，談談曹雪芹，少不了這些寫在紙頁上的文字。而還要感謝的人，也有當年那些主持抄書的人，原原本本又轉録下了這些評點。

有一種為了省錢省事的書，便是把這些重要的評點全部摘録出來，匯總到一本書上，這自然比正文、評點一起印要節省，而且這種書的預期讀者，也必然是擁有正文的。可看着那一條條孤零零的評語，然後綴上某頁某句話以作提示，總覺得有些淒涼，彷佛中了那句話，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人生的傳記，也有類似情況，太史公便曾經用過這樣的方法。他寫一個人的傳記，往往把最閃亮的地方，放到他本人的傳記中，一些看起來不那麽友好的內容，則放到了其他人的傳記中。最明顯的自然是大風歌的主角劉邦兄了，他的豁達大度，之所以得天下的美好，都在本紀中了。而那些被打得顧不上兒女，狼狽逃竄，還是無可奈何，只能耍無賴，或是貪酒好色之類的醜事，自然都放到了其他人的傳記中。

我不覺得這有什麽不好，因為在記録一些事的時候，我們自然要有自己的眼光和態度。我反對的是，後人要用誹謗來評論司馬遷，然後再將其他的真實刪掉，從此就有了一個光輝的漢高祖。

司馬遷虔誠決心遵從父親囑託，承擔史家的責任時，他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時刻，若是按照佛經里的描寫模式，這裏應該有無數的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都飛騰環繞，為此而感嘆喜悅。

司馬遷自然不知道，未來將會因為這個決定經歷怎樣的選擇，這是司馬遷個人的不幸，更是我們為之嘆息許久的不幸。

近代中國是一個動蕩不堪的年代，而回頭讀史，我們會發現，竟然可以把一切都追溯回春秋這個更加動亂的時代。當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富國強兵的商鞅李斯，一切便早已注定。

不過，這個想法是有着深深立場，而不是事實。正如溫情和敬意，並非一種實驗的冷冰冰理性，若是只用存在來評判，也就喪失了那些還未存在卻一定存在的合理。

我們的世界需要那麽多發明嗎？或者說，我們的享受到底要在什麽地方尋找盡頭。

顛沛流離的抗戰前後，神州大地到處都有別離的哭泣，那又是為了什麽？

在那段歲月里，錢穆先生曾經寫過一些書，有《國史大綱》，至今難以完全取代的通史，也有一些沒來得及印出的書，在勝利後捆載而回的時候，卻不幸沉入江水。回憶那些寫過的書，是遺憾的，而我也為之遺憾，這種遺憾因為讀書讀到這裏，越發增加了遺憾的渺渺。

這些書里便有關於清代學術的評價，按照文中所言，是為了重新編寫宋、元、明學案，而重新撰寫的清學案，乃是當時政府委託而作。

明末清初的學人，所遭遇的刀繩牢獄，要遠遠勝過此前諸朝，這是因為他們遇到的新的侵略者，更加懂得文字，也便更容易利用文字，管束文字。所以途窮路絶，只能在沉默之中，選擇另一種方法，去有人生的價值體認。錢穆先生認為這有積極和消極之兩種，消極的便是進入故紙堆，在零碎細緻的訓詁里，討得一片生活呼吸的天地；積極的則如顧亭林，仍然延續了史學的傳統，于研究經史之中，仍然直覺或非直覺的研究披露民族意識，或迫于良知，為被壓迫奴役之平民階層抒發正義之聲，對當道之統治政權，提出了隱約的批評。

如今距離顧亭林寫《日知録》的時間，已有三百五十年余；距離寫作清代學案的時間，也有八九十年；而錢穆先生逝世也有三十多年。時間猶如滔滔江水，不斷沖洗磨刷着一切發生的，并帶領我們一路駛向那還沒發生的，唐德剛先生說歷史猶如三峽，這是一個帶有光明的判斷，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這一日的。

三峽長有七十多公里，並不是所有地界都狹窄窘迫，但終究還是要走出峽口，纔可以一路所向無空闊，奔向那海洋。

李白寫過那首遇赦而歸的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