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27|閱讀時間 ‧ 約 6 分鐘

【社會觀察題】柏林怎麽那~麽多中式餐館?

來過柏林的人肯定會發現到處都有中式餐館,只要是大一點的車站、百貨公司、超市邊的小鋪裏,至少會有一家中式快餐店。然而,這些餐館十成十都是越南人開的,就連日式壽司店、拉麵店很多都是越南人在經營。究竟柏林和越南有什麽淵源呢?
據統計,柏林約有40,000名具有越南血統的人口,其中一半持有德國國籍。[1] 這些人來到柏林的原因大相徑庭,從歷史來由説起,可以以東柏林和西柏林作爲劃分的標準。

東柏林

1950年代,共產政權統治下的北越人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教育交流計畫》錄取就讀東德的大學,獲得文憑或博士學位。1970年代初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東德政權)與當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越南、波蘭、匈牙利、古巴和莫桑比克協議,僱用這些國家的勞工填補東德工業勞動力的短缺 [2, 3],掀起一波移工潮。
在協議下,這些勞工在東德集體安頓了下來,當時東柏林甚至在利希滕貝格(Lichtenberg)和馬爾燦(Marzahn)專門建立勞工的居住區。[4] 到了1989年,已經有約100,000名北越人在東德生活,特別是東柏林、羅斯托克(Rostock)、萊比錫(Leipzig)和德勒斯登(Dresden)。這些城市至今仍維持著多元的人口組成,卻也造成右翼極端主義興盛、社會事件頻傳,例如1992年羅斯托克的暴力排外事件[5]。
東西德統一後,北越人失去住處、失去工作,也失去了居留權;加上當時“集體打工”的形式,大部分人只學了工作上用來溝通的基本德語,要出來獨立開業工作,可以説是困難重重。然而時局是無情的,他們只剩兩個選擇:一是拿著微薄的補償金回越南重新開始,二是留下來面對更艱辛的未來。最後,少數人離開了,留下來的人只得做起小本生意自力更生,小攤販、快餐店、美甲沙龍、亞洲超市。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維生的合法途徑,因此也曾盛行過越南幫派和烟草走私。[6] 直到1997年,德國聯邦政府才重新提供符合條件的越南人合法居留權。[7] 北越人阮文賢(Nguyen Van Hien)當時在東柏林利希滕貝格創立的東宣中心(Dong Xuan Center,或譯“同春市場”)現在還是柏林亞洲食品貨源的集散地,被柏林人稱爲“小河内”。

西柏林

至於移入西柏林的,大多是北越共產黨軍隊入侵時,坐船逃離南越的“船民”。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後,北越政府沒收財產歸給國有,將掌握有私有經濟的華僑强制移居至“新經濟區”,1977年針對華僑展開掠奪、殺戮,殘暴的排華浪潮就此揭開序幕,曾經白手起家、小有成就的華僑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受害者。[9]
據統計,僅僅一年内,有200多萬難民逃離越南,其中70%是華僑,三分之一葬身海上或失蹤,還有一大部分死在槍口下。[9] “順利”逃離的人一部分流亡到中國南部,另一部分往東南亞漂泊。(事實上,當時台灣也在澎湖設立難民臨時收容中心,安置了數千名南越難民)然而,難民的人數多到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不得不陸續表態拒絕接收,於是這群“船民”不斷登陸、再被打發回海上。這波海上逃亡潮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不少歐洲國家出手幫助,其中西德接收了大約30,000名南越難民,有2,000人就安置在西柏林。[10]
我之前在德國聚會過的一個華人教會牧師就是當時的“船民”之一,越南排華時期他們一家先是從邊境去了廣西,因爲沒有得到政府完善的安置,又出海逃難,漂流了很久,終於在香港上了岸,卻遭受到警察的辱駡和忽視,後來輾轉到了菲律賓難民營,他在那裏信主受洗,直到被送到西柏林進行安置,這場逃難才算到了盡頭。第一次聽到牧師的故事,我覺得特別震撼,明明和我父母同輩、説著同樣的語言,卻經歷了如此截然不同、如此坎坷的人生。歷史的悲劇從來就離我們不遠,爲什麽我們的心竟如此疏離呢?

現狀

東西德統一後,柏林圍墻倒塌後,本來各自爲政的北越人和南越人之間其實仍有一條鴻溝。在東德的北越人因爲統一前一直過著封閉式的集體生活,思維和價值觀早已被社會主義思想潛移默化,而南越人對政治的熱衷、對國家的認同都是北越人所不能理解的。[10] 在中國人為多數的華人教會聚會了三年的我,特別理解這種差距和無奈,那不是說接受不接受、開明不開明的問題,而是從最起始,我們所受的教育、遵守的規範和看世界的角度就已經不在一個點上了。如果要期待殊途同歸,恐怕這條路還長著呢,至少目前還沒長到、能夠繞過南北越人之間那道柏林圍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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