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看法國導演亞倫.雷奈的《廣島之戀》(1959),如霧裡看花。意識在眠夢中輾轉,不罷休地重看了數遍,依舊惝恍迷離:男女纏綿的肉體,凝鏡下的原爆遺跡,流動遊走的空間,漫溢的對白。虛實交錯的迷幻影像,令我在感性上神往,卻始終無法以文字賦予其清晰的意義。
多年後再翻小說家瑪格麗特.莒哈絲的原作劇本,循著莒哈絲隨興的筆跡一寸寸重拾微薄的記憶,對電影也漸漸有了更為清晰的輪廓。這其實是一個異常簡單的故事:兩個無法相愛的男女在劫後重生的廣島短暫邂逅。在宿命般的分離前,他們以對往事的追憶靈魂交會,角力拔河──記得或遺忘,看得見或一無所見,離開或留下,撒謊或真話,害了我或對我好,以活命或以殉情。
而安嵌在這重重交會與拋接爭辯背後的,是一組更為巨大的結構抗衡──歷史的宏觀構建與個人的私密敘事。就如同在故事中,內韋爾這座在麗娃的童年記憶裡龐大無比的城市,在客觀實然上,卻是連孩子都能徒步繞行一圈的小城。這難以彌合的記憶縫隙與佚失的本源解答,正是全片的張力所在。
離散的成長經驗與抵抗運動的背景,讓莒哈絲當然熟稔於在創作中鋪設政治性的表達。我們可以迅捷地在故事中找到兩個相互參照的意象──被投下原子彈的日本廣島,以及在離城前夕被射殺的德國士兵,並以此作出換位拋問:關於人性的界線與裂縫,關於硝煙過後,對麻木不仁的恐懼與反芻,即使是敵人/國,是否就能以非人道的方式恣意報復?當法國女人多年後來到廣島,重憶二戰情事,現實與記憶交錯,即帶有強烈的辯證意味。
而在勾勒日本男人的圖像時,莒哈絲也有意識地選擇了「西方化」的男子面容,以縮小兩位主角的容貌差異,企圖淡化「異國情調」的解讀空間,避免落入種族主義的窠臼。她一再強調,那個日本男人是一個「國際型」的人,就像她主張片中女主角麗娃所參演的是一部「國際型」的影片一樣。她更頻頻藉著麗娃之口點出,當麗娃伏在德國士兵將死的身軀上時,她感受到他們的肉體並無二致。
莒哈絲以論文式的縝密思辨,追隨主角的主觀意識,嘗試對歷史創痛作出更深一層的抒發,然而當她不斷試圖抹去敵我、人種,甚或國界的分際,並最終回歸到人與人的關係本身時,事實上也正是從大敘事潛移到私我經驗的過程。一如她首度單獨執導的電影《毀滅,她說》(1968),即圍繞一個旅店內反覆波動的四人關係與狀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