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分歧

在中國清末民初時。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加英、法、美、日為主的協議國而且也是戰勝同盟一方。中國知識分子想藉著一戰後，在凡爾賽和會能取消掉在1898年被德國強占的中國膠州灣，可以歸還中國。大戰期間在日本提出並威脅簽訂的中日條約協定可以被取消。可是在1919年1月18日的凡爾賽和會，日本將取代德國在中國的地位。此時也導致中國在進行的新文化運動啟蒙的重心轉向在救國救亡。

在新文化運動成員裡，因為眾多的知識背景和社會觀點的差異。新文化運動的同仁，就產生著差異的選擇。接著也造成行動上和組織上的不一致愈來愈強。至於為什麼巴黎和會要把，德國在中國的地位轉讓給日本呢?

段祺瑞在重任國務總理後，就主張對德宣戰。在這之後，段祺瑞即以參戰為理由組織參戰軍，向日本大量借款，來擴展皖系的勢力，實現他武力統一南方的野心。

自1917~1918年，段祺瑞向日本的借款數額，就超過清朝政府和袁世凱向日本借款的三倍。出賣國家主權更是清末政府與袁世凱因顧及社會輿論而不敢為之行為。在這其間當中，段政府先後借款十六次，總額達3億日元以上，半數用於還內外債，其他則多用在內戰。其中八次借款由日本寺內正毅內閣代表西原龜三，和中國交通總長曹汝霖經手，合計1.45億日元，即所謂的「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並附有「山東密約」，即「山東問題換文」。密約中明訂:

對於換文內容，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回覆文字有「欣然同意」的字樣，此次行為就成為了日後巴黎和會作成山東及青島歸日管轄決議的主要緣由；而巴黎和會的決議，更進而引發了往後的「五四學生運動」。而經過這一系列借款，更是造成中國主權、國力重大的傷害。

在五四運動中的遊行，其到美國大使館的請願訴求無果。進而演變成暴力事件。在人民的叫好聲中，其冷靜的學者梁漱石就提出這種不基於法的暴力，在道德上失去依據。在法律上是犯罪。並總結說:我以為(暴力)這實在是極大的毛病。什麼毛病?就是專顧自己不管別人，這是幾千年的專制(處處都是專制，不單政治一事)養成的。胡適也在1920年紀念五四時，強調遵守法制的現代文化精神，提出五四的精神應該是容納不同的意見和人人要負責任，反對暴民專制。而陳獨秀則和梁漱石、胡適的見解相反。在1919年以後，新知識份子從開始的觀念上的差異，進而在行動上和組織上的不同與日俱增，在五年之間，就產成很大的分離，難以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