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與同化，蒙古語何去何從？

中國的蒙語教學現況

回顧此次內蒙教材改革爭議，根源乃是2019年12月的《中小學三科統編教材「鑄魂工程」推進實施方案》，中共中央意在2025年前，將語文、道德與法治、歷史三科的統編教材普及於全國中小學，尤其是普通話授課相對薄弱區。其中新疆、西藏已分別於2017、2018年使用國家統編教材，內蒙則在今年開展，並分三年逐步實施。

究其內容，主要是將原來小學二年級起開設的《漢語》課程，替換為小學一年級起開設的國家統編《語文》課程，原初中一年級的《漢語》課程則改為國家統編《語文》課程。而為免學童吸收與銜接困難，往後小學一年級、初中一年級的《語文》課一律安排蒙漢雙語教師執教，並在漢語教學基礎上輔以蒙語解釋。《道德與法治》和《歷史》兩科也改以國家統編教材授課，並安排蒙漢雙語教師執教。除此之外，民族語言授課中小學的其他學科課程設置不變，使用教材不變，授課語言文字不變，蒙古語文、朝鮮語文課時亦不變。

上述改革，雖有國家強化公民認同的用意在其中，卻並非如某些媒體所用的「禁絕蒙古語」、「文化滅絕」等聳動標題般誇張。此外內蒙過往的蒙語通行圖景，也絕非如外界一廂情願所想的：蒙古族意欲保存，中共則竭盡全力要摧毀。

首先，由地域分布觀之，錫林郭勒盟東烏穆沁旗（牧區）等地的蒙語通行情況較好，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後旗（半農半牧區）等地則相對稀疏，大城則漢語通行比例較高。漢語的使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與都市化呈正比，這般現象雖體現遊牧生活與蒙語的緊密連結，卻也暴露了內蒙經濟階級與語言分布的相關因果。

此外，在如今的內蒙人口中，蒙漢雙語使用者的比例逐年上升，這並非國家刻意打壓蒙語教學計劃，而是蒙古族家長在就業前途考慮下，傾向讓孩子接受雙語教育之果。

在蒙語通行度高的牧區，約有30.1%的人口認為孩子應用蒙古語接受教育，有54.9%的人口認為孩子們應用蒙漢兩種語言受教育，另約有9%的人口認為孩子應用漢語受教育；在半農半牧區，上述三種民意的數字分別是23.6%、67.1%、11.5％；口岸城市則是22.8% 、63.6%、13.6%。上述數據既顯示少數民族面對市場的生存之道，也解釋了此次罷課何以未在蒙古族家長間全面引爆。

此外中國的蒙語教學尚有一特徵，舉世唯一，那便是保存了具有800年歷史的回鶻式蒙古文書寫系統，並以其作為官方蒙語教材、出版品、行政公文的正式文字。上述舉措，不僅讓俄羅斯望塵莫及，蒙古國亦難與之比肩。

深烙於蒙俄之上的歷史傷痕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雖源於蘇聯，但後者在斯大林（Joseph Stalin）上台後，便成為力促少數民族斯拉夫化的國家機器。

十月革命結束時，列寧（Vladimir Lenin）曾奉國際主義之名，致力推動蘇聯各民族的文字拉丁化運動，蒙古人民共和國（今日蒙古國的前身）自在其中，同為蒙古部落的布里亞特人、卡爾梅克人亦不例外。然而列寧去世後，斯大林親手終結了蒙文拉丁化的進程，並自1935年起推動「泛斯拉夫化運動」，蒙文的拉丁字母也在1941年正式被西里爾字母所取代。這場改革奠定了蘇聯蒙古人此後的文字傳統，從而導致內外蒙古在文字上成了兩個世界，直至今日。

蘇聯解體後，境內蒙古人意欲褪下斯拉夫的文化枷鎖，卻難竟其功。以蒙古人民共和國為例，早在1990年，其便頒佈蒙古民主改革後的第一號總統令，宣吿國家將於1994年徹底放棄西里爾蒙文字母，全面回歸傳統的回鶻式蒙文，但民間毫無動靜。此後蒙古國又在2003年、2010年、2014年、2020年出台廢棄西里爾字母的相關政令，但不論是以回鶻式蒙文或拉丁蒙文相替換，皆難撼動西里爾字母累積70多年的語言慣性。

俄羅斯境內的卡爾梅克人、布里亞特人則維持西里爾字母的書寫系統，並也發生與內蒙相似現象，即雙語使用比例大幅升高，且由於蘇聯時代俄語教育盛行，導致約有10%-20%的卡爾梅克、布里亞特人認為，俄語才是自身母語；其對蒙語的聽說讀寫能力（卡爾梅克語、布里亞特語皆為蒙語方言），比起內蒙也相對低落：

中國有約630萬蒙古族人，其中近500萬人使用蒙古語，並有1/2 以上明瞭漢語或兼用漢語；然而以俄羅斯的布里亞特人為例，其約有46萬人口，卻只有將近一半的人口能使用布里亞特語，且多為中年以上。斯拉夫化的歷史傷痕，顯然尚需時間恢復。

民族國家後的民族政策

在全球高度交流、互賴的今日，弱勢語言的消亡遠比工業革命前迅速；而在民族國家崛起的歷史趨勢下，少數民族的語言存續與「國家」一角形成了微妙關係：國家需借統一的語言文字形塑集體認同，少數民族則有賴政策扶持母語生命，雙方互有所望、各自妥協，以求在當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內共生。

中國此次內蒙教材改革風波，幾乎被西方媒體一面倒地貼上「文化滅絕」、「種族同化」標籤，似乎這是理解中國蒙語教育境況的唯一角度，但批評者幾乎無人反思，為何西方少有類似爭議爆發。中西之間，光是在民族政策上，立基點便有天壤之別。

中國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身分識別基礎上，施行區域自治、財政補貼、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等政策，與美國等號稱「大熔爐」式的民族圖景本就有所不同。前者若長遠實施，將固化少數民族的身份意識；後者未對少數民族施以民族文化與語言教育，則長此以往，便是放任其遭強勢文化吞噬。換言之，多數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在類似爭議中獨善其身，不似中國般動輒得咎，是因為早在政府介入前，市場機制便做了最殘酷的淘汰。

帝國崩解後，人類行至民族國家年代，何以在多民族共處的格局下，求取國家與文化認同的平衡，註定是人類難以迴避的歷史難題。

本文發表於：

2020年9月17日《香港01》：

2020年9月19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