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的語言、認同、國家 ——從語言政策談中國的語言帝國主義

日前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宣布新課綱，以推廣雙語教學為目的推行漢語教育，將蒙古語授課的「語言和文學」、「政治學」以及「歷史」改為漢語授課，引起眾多蒙古人不滿，遂開始了大型的抗議及罷課罷工等活動。然而不只蒙古地區，無論是西藏獨立運動，抑或新疆地區的再教育營事件，我們都能見到中國嘗試以語言作為政治手段，改變當地的生活型態。對於中國而言，最終目的為何？又真的能如其所願嗎？

由於中國領土的幅員廣大、民族眾多，各朝各代都發展出不同的民族政策。某些朝代並不強調境內民族差異，如「胡漢融合、兼容並蓄」；也有部分朝代的當政者習慣以自身民族為國家的民族中心本位，例如元朝政府依照人種給予任官差別待遇的四等人制、清朝政府保留給滿族的官缺，在在隱含著「國家之中有民族高低之分」的意識形態。

如此執政的單一民族主義，在清末民初有了些微轉變。以梁啟超為主的立憲派成員提出了國族的概念，強調中國的民族應是多元民族融合一體的「中華民族」。此概念後來進一步成為了「五族共和」，也就是將當時人口比例較多的「漢、滿、蒙、回、藏」等五個民族視為「共和的一族」，民初政府作為國旗的五色旗即代表了這五個民族的顏色。然而孫中山的民族思想與梁啟超有別，認為漢族才是其中最重要的民族，也提及漢化其他民族為中華民族建構的一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劃分行政區的過程考量了不同民族的特性，設立了五個民族自治區。這些民族看似有一定的自治能力，實際上仍被由漢族領導的中國政府控制。換言之，中共政府承襲了清末民初的思想，認為境內所有民族都歸屬於「中華民族」之下的一部分，且以漢族為重。這個大前提下，近代中共的民族主義雖為強調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卻透過眾多政策使漢族文化滲入其他民族中，以傳輸統一民族的思想。對於強制劃入中華民族標籤的其他民族，此舉並不尊重其意願及獨立個體性，於是產生了許多衝突及爭議，其中一項便是語言政策。

談論中國的語言政策前，我們可以先來看看語言帝國主義。

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一詞來自於1992年哥本哈根商學院英語系的研究教授Robert Phillipson的同名專書《語言帝國主義》，他指出：許多國家在政治手段上會利用語言當作統治的一部份，統治者使用的優勢語言通常在文化、教育、政治、媒體擁有較多資源，形成語言霸權，造成弱勢語言的不平等，並影響弱勢語言使用者。此外，弱勢語言也會因歧視而漸漸式微，或者失去地位。

歷史上許多國家在殖民地或政權轉移時都會採用類似的方式，台灣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台灣在日治時期曾施行「國語家庭」政策，也在戒嚴時期打壓方言發展，造成方言使用人口大幅度降低，華語人口增高。語言之所以能成為鞏固政權的強力工具，乃因人類文化生活無一不和語言習習相關。換言之，語言帝國主義想達到的不只是讓大眾溝通無礙，更想藉由語言徹底改變弱勢語言使用者的文化、思想、生活型態，甚或民族認同。

讓我們把焦點拉回中國，會發現中國的語言帝國主義相當明顯，且作風強硬。中國長期強力推廣普通話，雖然在幅員廣大的土地有效克服了各地方言造成的語言隔閡，卻也直接導致方言漸漸式微，含括了漢語方言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方言。雖然表面上中國官方強調境內不同語言的多元性，卻仍以統一大業為前提施行語言政策，企圖從根本的語言改變人民的身分認同，不僅加強人民對國家的忠誠，也避免不同民族從中國獨立或叛逃的可能性。

自從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對弱勢語言的箝制卻愈趨明顯，西藏、新疆地區的大量課程被替換為漢語教學，保護母語甚至被當成反動思想。除了官方的強力推動，由於國內頂尖大學、一流公司等場合多使用普通話交談，方言的重要性便大幅度地降低，間接增大優勢語言的效力。

對於少數民族而言，中國的實際行動仍獨重漢族並忽略他們的語言及文化權，「國族認同」只是包裝後的口號，實則意在控制這些地區的自然資源，使他們成為順從的國民。因此無論新疆、西藏、蒙古甚至其他民族，皆對於中國的語言政策感到不滿。

權力及政治都集中在中國官方的手上，讓少數民族爭取權力的路途看來格外艱辛，難道聽命於中國是唯一的道路嗎？

2014年克里米亞共和國藉著獨立公投脫離烏克蘭並宣布加入俄羅斯聯邦，雖然沒有被烏克蘭及多數國家承認，卻撼動了東歐的國際關係。同樣的，我們無法預見中國是否會達成其目的，但倘若持續以同化之姿對待少數民族，原本意在統一的語言政策可能會造成反效果，導致地方民怨四起，分裂愈趨嚴重。一旦引起大規模的衝突，難保其他地區不會效法反抗，甚至引起外國的反彈聲浪，造成一連串的連鎖反應。

屆時，或許中國該煩惱的不再是國內的民族問題，而是自行獨立的自治區，以及接踵而來的國際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