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選在這個時刻離開北投社區大學？ 兼談我的公共化實踐經驗

　　這十幾年來在北投結交了許多好朋友，包括講師、學員、行政同仁、社區夥伴及許多在地公民組織朋友，感謝他們對北投社大的肯定與支持，以及把北投社大當成重要的公共平台，不但支持北投社大，也提供許多的資源與支援，這是我生命歷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時間，北投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同時也跟許多好友成為革命夥伴。

　　由於對教育的關心及認同社大理念，所以投入社大工作超過20年，一直秉持著『「促進公民社會」的社大創辦理念』及『「百年樹人」的教育核心價值』兩個信念辦學，其中，「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列示社大可作為的九個事項中的前二項，即是回應「促進公民社會」（這幾年大家簡稱「公共性」）的「提升人民現代公民素養及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我認為如果能落實這兩項工作，那麼其他七項就會在不同社群或在社大行政的規劃下順利發展；但面對眾多且變動性高的師生，以及顯得抽象的辦學理念，就要具有「不求速成」的「百年樹人」精神，才能扎實的讓更多人認同社大理念，最後能以共好的心態回饋給社區及社會，而這則需要抱持「務實」、「累積」、「從近處做起」及「尊重每個生命」等四大工作原則；過去十四年的工作歷程，除了有充分的時間外，同時因為擁有獨立辦學大樓，讓我可以更有條件實踐上述的信念與原則，內心著實充滿感激。

　　其中，「務實」與「累積」是非常重要的辦教育原則，特別是面對抽象的理念，如果無法「務實」以對，則將流於口號，久而久之會因著社會風潮，一個口號接著一個口號的喊，但卻都如蜻蜓點水般的落不了地；因此，當要把「促進公民社會」的抽象概念，讓眾多師生從理解到實踐，就必須一再的藉由具體案例與作為，在共學下進行反思並不斷的「累積」經驗。

　　此外，「促進公民社會」的終極目標，應該是要讓多數人願意突破內心層層疊疊的威權限制，養成可以負責任的自我獨立及自主思辨能力，而後成為一個自信且懷抱著共好態度的獨立自主個體；我的具體做法是用「大家的學校」作為起點，讓參與師生藉由與自己最接近的場域的各種實際演練，在不斷的重複與經驗積累後，感受到被激勵及獲得成效，並藉此進一步讓「民主」成為北投社大文化氛圍，而影響更多師生；其實，這也是我期待一般學校可以努力的方向，只是我沒有機會辦一所一般學校，所以就藉由在社區大學工作來實踐這個理想；十幾年前，我在基隆社大擔任主任秘書，就採取這種模式辦學，並有初步的成功案例，而這十四年來在北投社大，依然透過這個模式工作，並看到更多成功案例。

　　傳統上，學校校長及老師是學生心目中的「威權」，校長則是老師心目中的「威權」，絕大多數成年人對於前述威權現象依然印象深刻，剛開始我在社大場域常會聽到類似以下的話語：「學校說了算」、「校長說了算」、「這是既定政策不可能改變」以及「這是政府的工作，我們不可能做得到」等等，充分顯示「學校（應該是指學校行政）」、「校長」及「政府」在眾人眼中的威權狀態，不過，逐漸地這樣的話語明顯減少，我想這是一個重要但又幾乎看不見的成就；而社區大學與一般學校最大的不同在於，整個校園只有校長及行政人員專職，所有老師都是兼職，所有學員則是付費上他們喜歡的課程，師生結束課程後就各自回家，所以，我認為如果真要落實「促進公民社會」的理想，就必須讓所有師生認同社區大學就是一所學校，否則，社大恐怕將只是一堆才藝班的集合體，社大理想也就淪為少數社大工作者的理想而難以「促進公民社會」，而要讓師生認同「社大是一所學校」，就必須讓師生有機會「實質參與」學校校務，所謂「實質參與」就是真心自願的參與，而不是因為任何「威權」型態的要求而參與，因此，「破除威權」成為學校民主化的關鍵。

　　我是民國98年元月1日就任北投社大校長，約半年後就開始使用一棟五層樓大樓經營北投社大，當時許多師生抱怨北投社大怎麼會搬到一座廢墟上課，但這也剛好讓我有機會邀請全校師生，一起藉由這個如廢墟般的基地，由近處開始實踐所謂的「公共性」；我開始邀請師生及志工一起透過「聊天」集思廣益，請他們擔任學校未來發展的「智囊團」，讓他們敘說自己對於這棟大樓未來的願景，然而，「校長」的威權畢竟深植人心，所以，我的首要工作就是自我解放校長威權，上班的第一天就跟全體同仁說不需要叫我「校長」，而在「智囊團」的討論過程中，則盡量隱藏自己的意見，因為經驗告訴我，即便強調是「建議」的「意見」，都可能成為大家依循的規準或方向，這不但會失去集思廣益的意義，也會讓校長的威權繼續存在，因此，許多會議中，我就只扮演意見統整者的角色。

　　民國100年，在淡江大學建築系黃教授的引領下，依照當時參與的師生意見，建築系學生幫忙設計了大樓一、二樓的未來模型，當模型被展示在校園時，許多參與討論的師生當然很興奮，但當時有一位志工悄悄地問我：「校長，這個模型的概念會被實踐嗎？」，我猜這應該是許多人的疑問，因為過去許多經驗都告訴我們，模型完成就有了評鑑亮點，但一切的工作也就止於此；因此，那位志工的問話給了我很大的警惕，幸好後來設法找到資源，陸續完成模型中幾個重要的概念，包括，目前202及203兩間教室的規劃與施作等。

　　擔任校長約三年後，偶爾在校園中聽到有人會輕輕的說：「這位校長是來玩真的。」或「這校長不像傳統的校長」，這些話語既是肯定也是另一種壓力，但也代表「去除威權絕非一朝一日的功課（至少三年）」，不過，也因為這份肯定與壓力，讓我有自信的用同樣的工作模式持續了十幾年，也就是常態性的邀請師生一起工作；至於邀請師生一起參與的工作內容則涵括各種軟硬體事項，硬體事項以改造校園環境為主，改造校園環境比較快可以看到成效，也比較能激勵大家的信心，軟體事項則著重於師生、社團及社群的經營，設法促成社團及社群的自主發展，其中，有許多是軟硬體措施相互搭配的案例，譬如，邀請師生形成社群後，進行硬體設施的規劃與設計並動手施作，而排除由學校行政人員自行規劃設計後雇工施作，包括，前面提到十幾年前完成的202及203兩間教室規劃與施作，以及中水回收系統等，還有在我離開北投社大前夕，由幾位視覺藝術類講師共同規劃，並開始實施的校園彩繪工作；經過前述反覆的操作，十幾年來造就許多行政工作者、講師及學員的高自主性，且孕育出不少自主性社群及社團，我認為這對社大與社區的發展非常重要，也是促進公民社會的重要基礎。

　　除了把實體空間當成「參與公共事務」的練習平台外，「公民素養週」則扮演讓大家認知社區/社會公共議題的重要角色，許多公共議題藉由公民週呈現不同觀點，短期無法克服或長期需要關注的重要議題，則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在每一次的公民週中，讓關心這些議題的師生認知與反思議題的不同面向，此外，行政同仁也藉由這個形式，由淺入深的學習並梳理各種課題，找出關鍵問題，再進一步針對問題尋求解決方案，早期我們曾針對「北投纜車」議題，藉由世界咖啡館模式，讓社區居民進行討論，也在公民週邀請不同意見雙方代表，進行奧瑞岡的辯論，同時也邀請地質班老師帶領大家走讀預定中的北投纜車塔柱位置，由老師實地分析地質與地貌問題，最後也在公民週進行一場模擬公民投票，前兩年則密集針對北投河川及關渡平原開發議題，邀請不同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經過兩年時間後，赫然發現北投溫泉水的獨特影響力，並提出未來建議市府進行溫泉水管理的修法工作；而藉由公民週的運作，讓參與者理解許多公共議題，加上長期參與學校事務的練習，有愈來愈多北投社大師生，會主動參與非北投社大辦理的各種公聽會、論壇、工作坊或參與式預算等。

　　除了公民週，北投社大龐大數量的課程及社團，當然也擔任培育北投社區人才及扮演社區公共事務平台的角色，尤其是長期推動「北投學課程」的累積下，導致許多北投社大的團隊，帶著強烈北投意識的各式方案，活躍於北投區的各個角落，或參與北投區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務，讓公私部門都讚譽有加，對於這些讚譽，我銘感在心，同樣非常感謝行政團隊以及超級愛護北投社大的師生，當然也非常感謝許多社區夥伴的支持與資源。

　　我無法苟同教育工作者採用「放煙火」的形式辦學，我認為行政工作者應該協同不同領域師生或社區夥伴集思廣益，進行「點火苗」的工作，當有了「火苗」後，就持續給予支持讓其能延續，其中，「火苗」可能只是一個概念或一件可以擾動更多人的工作，也可能是由一群人形成「社群」後，可以共同努力的工作，前者由行政團隊藉由每年的各項行政事務維續，後者則交由「社群」每年持續進行，而行政團隊適時給予支持及協助；我認為這樣才能讓一個理念從抽象、具體、熟悉到實踐，一步一腳印的被落實，同時也從中培養更多社區種子，所以針對「促進公民社會」這種高度抽象的概念，要落實到社區大學中，卻又要面對每學期流動的師生並擴及不確定的社區居民，沒有長期不斷透過「點火苗」的學習與累積，恐怕很難把這樣的概念落實到多數人的內心中，但如果過程中有人被啟發，那人就會找尋自己的出路並開花結果，日積月累後，當有愈來愈多人被啟發，就會有愈來愈多人將「火苗轉化為煙火」，那就將有無法計量的各式「煙火」發生，幾年前我曾在某場合中使用「百花齊放」形容北投社大的這種現象。

　　其實大家都可以理解，採用不具累積性的「放煙火」模式辦教育，是很難看到真實成果的，但許多人之所以採取每年放煙火的形式辦學，其實是因為大多數人只想看到亮點或被要求短期成效，於是就壓迫到第一線的工作者，譬如，現階段的國高中必須有好的升學績效，才會獲得大家（包括家長）的肯定，因此，學校只好把辦學重點放在如何讓學生考出好成績，但對於需要真正花力氣實踐的理念（譬如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就只好放在一邊；至於社區大學，由於每年都必須接受市政府評鑑，評鑑成績則影響獎勵金及未來的承辦權，因此，如果市政府所聘任的評鑑委員只能從書面資料及表象看到社區大學的表層現象，那社區大學就只好設法弄出委員喜歡的亮點，並將專注力放在報告的撰寫及評鑑當天的美化，而忽略了教育機構真正應該扎根的工作，所以面對評鑑，我早已心理有數，以我這種「慢工」的作法，肯定不會有太好的評鑑成績，但每年的評鑑對於工作夥伴的壓力還是非常龐大，因此，為減輕工作夥伴的壓力，我經常會跟他們說：不要太在意評鑑結果，把評鑑當成是每年自我檢視的重要工具就好。

　　記得有一年在評鑑前一小時，發現現場來幫忙的志工及工作同仁充滿焦慮氛圍，於是我利用十分鐘時間，透過輕音樂帶他們一起冥想，減緩大家焦慮的心情；其實，辦公室的年輕夥伴都曾經被我詢問過他們的理想，並鼓勵他們利用相對彈性的社大體制實踐理想，或者是主動協助有想法的師生一起實踐理想，最好是能邀請不同專業的師生一起合作，還可以有跨領域的學習；此外，我也常跟同仁說要學習當自己，做一個有自主性的人並持之以恆，因為，如果連社大工作者都無法做自己，當自己的主人，而任意隨著風向改變作法，那如何能促使社大師生成為具備自主意識的現代公民呢？基於這樣的理念，因此，我們對於每年評鑑委員的指教，並不會照單全收，對於有些不著邊際的建議，甚至會陳述我們自己的觀點予以反駁。

　　十幾年來，我們每年的評鑑成績雖然不是頂尖，但在許多接受訪談師生的美言及同仁現場的努力下，也都能維持在中上成績；不過，一直以來都有許多師生、社區夥伴及公民團體肯定北投社大的表現，也聽過許多人（講師或學員）直言參與過許多社區大學，他們感受到北投社大是一所能真正關心社區事務的社區大學，聽到如此讚美，內心感到非常驕傲及喜悅，我認為這樣持續的讚美遠比評鑑成績重要，這當然必須感謝工作團隊及許多參與學校事務的師生，他們願意認同我的作法，並跟我一起度過很長一段苦悶的日子，這過程中，很多夥伴都說我專門挖坑給他們跳，殊不知我是隨著大家一起跳坑啊！

　　我還是要強調能獲得多數師生、社區夥伴及公民團體的肯定，才是社區大學的最重要成就，也是社區大學應該達成的目標，所以，專業如評鑑者應該要設法看到這種工作模式及現象，否則只是表淺的看書面資料，短暫的聽社大報告，對於社區大學的健全發展不但沒有幫助，甚至會讓社區大學步上「每年放幾次煙火」的表面功伕，這就是為何這幾年「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積極主張，縣市政府及中央政府在遴聘評鑑委員時，必須遴聘對社區大學實務工作有深度了解的委員；我深刻記得十幾年前還在基隆社大服務時，曾經邀請一位非常務實的某社大行政工作者到校協助一項工作，當時彼此還不是很熟悉，他到現場後隨機找了幾位講師、學員及志工問了幾個問題，在他離開前對我豎起大拇指，表示對於我的務實經營的肯定，換句話說，所謂「社大實務工作者」就是要找到能務實經營社大的工作者，而不是某些僅沾過邊的人；而就我這二十幾年來的觀察，絕大多數優秀的社區大學，都是採用務實的態度，一步一腳印的實踐社大理念，只是大家因地、因事、因人，而有不同的工作模式罷了！

　　其實，這些年只要是社區大學的內行人，如果有遇到北投社大師生，都會驚訝於他們橫向關係是那麼的好，對北投社大有那麼高的向心力，而關心社區大學發展的朋友，則會耳聞北投社大在社區經營與關心公共事務的深度與廣度，還有許多師生竟然都能主動關心社區公共議題；完成這篇文章的前幾天，剛好參與北投社大協作12年國教108課綱的一場訪視會議，那場會議邀請近十位社大講師，報告他們與在地學校協作課程的過程與成果，其中坐我旁邊的訪視委員忍不住問我：為何你們的老師彼此間可以那麼熟悉與密切合作？這位大學教授還說：這在一般學校都很難。

　　不過，能成為積極公民的人畢竟極少數，事實上，我們也沒必要促使所有人都積極關心公共事務，反而應該要將「公共性」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所以，當我們把「公共性」設定為評鑑指標時，就不該只是看參與公共事務的數量，而是要看到整體社大的作為與氛圍（文化氛圍），可惜絕大部分的狀況，評鑑時都聚焦在「參與公共事務」的質量；對我而言，在社區大學的場域，學校就成為師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除了前面邀請師生改造校園的工作外，也必須設想如何更廣泛的從生活中落實「公共性」的概念。

　　我們了解每位師生都有各自參與社區大學的動機與需求，大多數老師是為了生活經濟，許多學員則想圓自己年輕時的夢，或來這裡結交更多朋友，或是作為退休休閒的一部分，事實上多數學員是因為過去的生命處境（不論是為圓夢、交朋友或休閒等動機），而想來社大尋求未來的出路；學習動機是那麼多元，各自的背景與能力又更加多元，在這種狀況下，我認為應該要建構一個「友善共好」的環境，不僅是友善的無障礙硬體空間，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人與環境的友善關係，讓大家可以在「友善共好」的氛圍中，彼此互助、相互扶持且成就彼此，我認為這才是重要的「公共性」展現，也是更多現代公民的需求，而當每個人都能滿足其內在需求後，也才有可能對外關心公共事務。

　　至於社大行政人員則應該扮演學校的引擎角色，只要引擎能正常驅動，就會讓四輪載著車子到處跑，也就是社大行政人員不見得需要擔任「輪子」的腳色，而是要能適切的扮演引擎角色，那麼來自於社區各角落的師生，自然會運轉到適當的地方，包括關心社區公共事務，所以，社大行政工作者必須設法成為營造「友善共好」氛圍的最重要角色；這個概念並不難，且適用於所有教育機構，但對於所有講師皆為兼職的社區大學來說，絕對是個困難的工作，需要有許多的設計規劃，更要有耐心長期運作，而我很幸運的可以在北投社大工作超過14年，也獲得許多行政同仁的認同及協助，因此，北投社大就在這種以行政團隊為核心所驅動的「友善共好」氛圍，以及前述兩大信念與四大原則的指引下，相當程度捲動了許多師生的公共意識。

　　然而這種運作模式及那些優異的表現，顯然不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聘任的評鑑委員所肯定，以致於北投社大去年在臺北市政府的評鑑成績竟然變差許多，評鑑成績的結果讓我感覺很對不起一直支持我的同仁、師生及社區夥伴們；事實上，我感受到目前的評鑑制度過於功利導向，也就是每年都要有新亮點，因此，逼得社區大學每年都要拼出新亮點給評鑑委員檢視，此外，十幾年來，以大學教授為主的評鑑委員每年給的意見，不斷將社區大學的工作往上墊高，期許社大來年有更亮的點，但卻令人感覺是大學做不到的事情，乾脆讓社區大學來實驗，說好聽是期待社大能「好上加好」，實際上是評鑑委員只能看到表象，卻又要表現自己的盡責，所以就如寫論文般的，給了許多我認為不切實際的意見。

　　真實的狀況是，對於沒有專職講師、沒有專屬校舍的社區大學，平日必須努力搭建許多鷹架，才能捲動許多師生願意參與公共事務，而隨著師生每年的異動，鷹架必須年年補且年年加強，否則，一不小心就可能垮掉一個角落而前功盡棄，然而礙於評鑑獎金及永續發展，大多數社區大學只能隱忍並接受委員的各種建議，以致於在評鑑委員或政府部門的眼中，社區大學似乎已經變成一個被需求萬能的組織，或者是被研究的實驗場域，只是苦了社區大學行政工作者，必須應接不暇的疲於奔命。

　　我有時會想，評鑑委員及政府部門經常關心社大人事異動頻繁，而藉由評鑑要求社大訂出各種機制以留住人才，殊不知造成社大人事異動頻繁的元兇，恐怕就是來自於評鑑委員及政府部門對社大的無止盡需求。

　　原本我希望再利用約3年時間培養幾位年輕人，讓他們未來可以在社大獨當一面，現在年輕人面對社區大學的處境，跟20年前大不相同，思維更迥異於過去的我們，因此，與其說我想培養年輕人，不如說是我想藉由相互的陪伴，試著讓北投社大轉型為適合現代年輕人經營的社大；而除了年輕工作者外，年輕講師也是下一輪社大的重要族群，過去二十幾年一起為社區大學奮鬥的師生，也跟我一樣愈來愈長，有些人體力已經變差，有些人則開使需要負擔照顧更年長或年幼家人的責任，但這幾年陸續有許多年輕講師投入社區大學教學，他們對社區大學還不夠熟悉，加上年輕人有更多的經濟需求，因此，並不容易像過去那些老朋友一般的投入，但我認為應該把握這群從年輕就開始投入社區大學的講師，因此，也在思考可以採用什麼樣的模式，鼓勵年輕世代的講師一起投入社大工作；只是實在是無力了，伴隨著不好的成績，也許只會拖累大家，因此，這個重要課題就只好留給續任者去完成。

　　事實上，面對快速轉換的年輕世代，如果經營模式不改變，評鑑方式也依然不變，恐怕很快就會落伍，甚至被唾棄，建議市政府重新檢討目前的評鑑機制，並應思考聘任具有真正實務經驗的評鑑委員，否則首善之都的社大評鑑只會引起更多的怨聲載道，且無助於社大的經營與轉型。

　　由於這十幾年來算是為北投社大奠定了相當深厚的基礎，包括，相當比例師生對北投社大的認同、連續幾年每學期都超過兩百門課程，以及今年春季班的學員人數更突破4,000人次，穩定的開課數及選課人次，加上先前通過降低高齡優惠措施，除非發生重大事故，每年財務應該可以非常穩定並有一定盈餘，加上過去累積了相當的盈餘作為應變基礎，因此，為了不影響北投社大的辦學成績，甚至影響到今年底的招標工作，於是決定離開已經算是我第二故鄉的北投、遠離我深愛的北投社大工作夥伴與所有師生團隊，還有這幾年密切合作的社區夥伴與在地公民組織，因而，在今年二月中旬向承辦北投社大的北投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請辭並獲得同意，當時就告知董事長，我將撰寫一篇長文，將離職的關鍵因素明確表述。

　　雖然感到極為不捨，不過，也許因為我的離開而讓北投社大換個經營模式，才能有新風貌的展現而重新獲得肯定吧！而這段時間很多好友很關心我，一時間也很難說明白，所以這篇長文除了作為我的個人紀錄外，同時也是讓關心我的好友們，能多少了解我離開北投的關鍵因素；這段時間我的內心充滿不捨與感激，特別是能有如此深刻的驗證機會，北投社大工作夥伴及許多師生絕對是很重要的助力，所以，要對這些夥伴們致上最深的謝意，同時也要說抱歉：我先離開了！

　　不過，我不會放棄我的信念與原則，也會繼續關心教育及社區大學，期待未來有機會再相遇，請大家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