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過往一年，除了人們唯恐色變的Covid-19佔據主要訊息版面外，「地方創生」應是碩果僅存得以「抗疫」持續保有熱度的社會重要議題，今年七月於嘉義舉辦的「創生年會」，兩天收費活動來了六七百人地盛況，從這也更見證到，議題的熱力及所擴及的範疇，確實從城或鄉，從官或民，持續在社會各角落延燒著，並引發新一波對於社會創新及永續家園的思考。
如今我們即將一腳踏入創生政策推動的第三年，讓我們也不經深思，這樣的路徑模式是否真的可徹底解決台灣存在已久，人口老齡化，生育短少化，以及城鄉之間存在有形無形差距的問題？
回顧日本或台灣多年的在地活化經驗，都證實了一件事，那就是一處發展停滯不前的區域，要被重新重視或有效打開，需要引入更多活水，尤其是需要有一位關鍵者（Key man）啟動逆轉行動，通常這樣的人，有一種特殊性，那就是與地方之間保有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這樣的距離會讓他更具有彈性，不會被包袱所制約，也更能站在一個不一樣的視角彈性展開實踐，因而可能是一段在地子弟返鄉的振作，或是一位孺慕進鄉者的願景創造。但這就是所謂的「青年返鄉實踐」原型嗎？就這樣可以一人作戰下去，是否還需要加入其他的利害關係人？確實是需要的，包含：給資源訂政策的公部門，協力的專業知識服務團隊，深耕在地的地方型企業，專責特定議題的組織團體，還有經驗傳承的顧問專家，除此之外，是不是還有一個早已藏身在地許久，但始終仍未發揮真正實力的組織團體—學校，尤其是「地方型大學」。
大學怎麼看「社會責任」
回首過去，以培養高階知識份子為己任的大學，過往可說是鮮少或說是沒有必要與地方產生連結，通常就是透過制式化的教育體制，教授著一系列具完整知識系統的學問，並期盼著學成之後，學生們能如同蒲公英一般飛往台灣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對社會有所貢獻，當學校的態度如此，學生就更是如此，過往確實鮮少人會意識到地方的重要性，除了部分人社或自然科學背景，基於研究所需，而有必要投入實際田野，否則除了「敦親睦鄰」之外，與所處的社區地方相敬如賓也是合理的事。
而近年來，隨著社會創新的浪潮湧起，可明顯感受到許多學校開始勇敢走出校外，積極投入過往陌生但社會實踐行動，先撇開後續教育部所推動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USR，其實有更多是來自於現實生存下所展開的作法。
但從動機來看，會不會打著「大學社會責任」之名，其實背後根本不是存在理想中所欲追求的動機般的純粹？是出自大學端的猛然覺醒，期待被利用而創造出新的價值交換？還是純粹是跟風追著趨勢？
地方眼裡的「大學社會責任」
「歐，那個成立幾十年的大學，終於願意來理解我們，並跟我們對話？希望這次不是如以前一樣都是為了交作業才來，我被弄怕了，實在很害怕又是一群沾醬油的。」這或許是近年來我最常從田野端，從地方實踐者口中聽到了聲音。
沒有人不期待大學，畢竟學院所具有的專業形象，總是能讓人們充滿期待，但過往的經驗，讓在地團隊常在合作過後而心生畏懼，當然會造成這樣的情況，背後有相當多複雜的因子在。是純粹把地方視為如白老鼠一般的實驗場域，還是真的有心也有能力來共同解決問題？
但如果要說「實際上連結」，要不是一群學生三不五時說要辦活動要贊助，還是帶長官來蹭蹭地方。除此之外，不就是一些大學教授被找去當計畫評委，或者學校要透過招生EMBA來找金主的時候會想到在地企業主而已，其他而言，真的是存在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那些教授們的暗黑「心內話」
或許也有人會問，為什麼大學一直到現在才覺醒？要這些博士博後，捲起袖子，放下身段好好跟在地搏感情，談何容易？會不會有老師又跳起來說：
「開玩笑，我花那麼多時間拿到博士，進到大學，除了學校要追殺我paper和升等地獄要面對，其他時間就是想要好為人師一下，影響幾個學生，還有做做我自己熱愛的研究主題，最好是可以跟國際對話，投個國際研討會還可以出國去見見世面？你要我帶學生去社區攪和？那是產業嗎？不早就夕陽化了？這可以寫paper嗎？老師責任是教好學生跟做研究，那些社區鄰里的事情，不如交給服務學習就好，關我什麼事？不能因為我比較菜，就把這事情丟給我，難道你不知道，我不只有論文壓力，還有行政的服務債要承擔嗎？」
這是許多教授心中的OS，但現實之下，許多時候是沒有選擇、必須要咬牙承擔。
因為台灣為了對應「地方創生」政策，借鏡美、日經驗開始積極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劃（USR）」，目標就是聚焦提升大學的社會參與，期待引導大學教授們能帶著自己的專業走出校園，由師生共同組成跨領域團隊，甚至能積極扮演地方振興的智庫，陪伴地方並協助解決各式問題。
多年下來已吸引116間大學、超過兩百件計劃的投入，為數不少的大學更配合設置課程及學程等，看似立意良好，而似乎這樣大學與社區就此交融一體的計畫，是否就如此完美，而真正創造共利共益關係？背後有沒有什麼真實的困境於其中？
以下是自己這幾年對相關計畫的觀察：
1. 「博士」能對地方有貢獻嗎？
大學到底認為可以對地方積極創造什麼貢獻？有那麼多的博士，有那麼多的所謂專業者，那麼多所謂金頭腦？到底該如何來協助在地？創新價值？
如果是非理工技術領域，通常你去問，得到的答案多半是「行銷」兩個字。所以就會看到一群人在那邊想要幫在地賣東西，無論是透過情緒勒索方式，還是架設網站等方式，這永遠只是一種救急不救窮的解法，但這真的是大學該做的事情嗎？還是人家只是缺一個零時工？除了行銷問題之外，能不能協助地方找到根本問題，老師有沒有這樣的能耐？如果不確定，那最後會不會流於到底是誰要幫誰解決問題的尷尬？
2. 你真的懂什麼叫「田野」嗎？
談到地方交往，「田野調查」是實施的第一步，回顧過去三年，自己曾多次應邀前往全台多所大學進行設計方法及思維的教學，藉以訓練執行USR相關計畫的大學老師，前後也達百人次，在教學過程中，我也理解這群老師的無奈。
必須說確實只要有念過博士，都或多或少學習過社會科學方法論，但其實田野是一門很實戰的知識，尤其許多能力是磨鍊出來的，還有個人特質。所以要一位日常都在大學殿堂中紙上談兵的人，真正的帶兵下戰場作戰，可能不是那麼一回事。
而更令人感到震驚的是，在我教過的種籽師資裡，還出現有完全沒經驗，就單純課堂上的教學，就要任教學生就去訪問農民、調查市集、協助行銷等，這不又是另一種可怕的導因為果：
「在學校業績導向驅動下取得USR，這群年約35～45之間的年輕助理教授們，無法推辭扛下計畫中流砥柱，在paper壓力、行政當責外，還要投入一個陌生的實踐行動，不管你有沒有熱情、有沒有能力，反正做就對了，包含田野倫理，信任感建立，專業能力，最重要的還有學生勘不堪用等變因⋯⋯。」
這些零零種種的構面都牽涉到這個社會實踐「是否真的可行」、「會不會到後來沒有解決問題，反倒是製造了一堆問題」，甚至把學校的credit都消耗殆盡的局面。當然社區的人對於大學始終抱持了一種說不上的尊敬，但他們所期待的是有專家能協助他們解決沉積已久的問題，而面對一次又一次的信任與破裂，「創傷」也就成了必然。
3. KPI導向的計畫有何「出路」？
「能否給予這樣的計畫多一點的耐心？」我相信處於台灣KPI導向的環境下似乎相當困難，但如果這一點無法改變，找來再厲害的師資下海，組織再優質的團隊組合，都恐怕難以創造出精實的綜效，況且地方性又加深了計畫執行上的多變性及困難度。
最重要是再好的計畫光有好規劃及策略都不夠，能否真切的執行落實才是關鍵。而在台灣高教M型化的狀態下，老實說要能找到一定比例對於地方實踐懷抱熱情、當責感的學生來投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畢竟學生也正處於知識經驗增長的過程當中，而地方的發展絕非兒戲，縱使地方勇於嘗試但團隊真的能同理這種狀態，投入百分之百的專注力，施展最佳的模式嗎？
大學「真創生」的可行性
不過，我也不盡然對於USR感到悲觀，反而認為如何透過這樣方式對於地方有多一點深層的陪伴，團隊可以更深入在地同理，並投入問題挖掘的工作。
如果學校團隊可以同入基礎的調查及資料建置，補足台灣在推動地方創生過程中最欠缺的「基礎數據」，讓未來在投入這不同專案可以不用再「憑感覺」，而是有實證資料可以作為憑據，就如同日本幾乎每一個區域都有花費時間投入總合調查的規格出發，當然台灣也可以充實國發會所建置的地方創生資料庫（TESAS）系統，扮演地方團隊未來在執行計畫的千里眼及順風耳。
從我的角度來看，要幫地方解決可能沒那麼容易，尤其牽涉到地方問題有可持續性的因素需要考量，再加上學生會畢業、老師有其自身的壓力，因此我建議學校未來在投入USR需要建立一道「防火牆」，明確理解什麼事情由學校來做，什麼事情交由外面專業團隊來做，讓地方夥伴有個清楚的認知，也讓學校更能在現有能量下發揮到極致，避免造成錯誤期待，還有沒投入足夠能量及現實難以突破框架所能負擔的責任。
當然永續絕對是必要的，無論是地方型大學，或城市型但有志於長期協助地方的大學，都應該要清楚理解到這是一場長期的抗戰，沒有決心、純粹想要業績或出風頭，最後絕對會因悖離地方而遭致地方的埋怨或輕視，縱使你是個「大學」，仍然要深切記住這一點。
林承毅
林 事務所執行長，政治大學兼任講師，為台灣設計思考及地方創生推動代表人物，長期倡導洞察力及人本思維之重，長期透過設計工作坊及課程講演，協助國小資優探索教育，也深入大學校園，協助USR執行團隊，進行基礎調研及創新能力之培養。
責任編輯：羊正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