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雜談｜從《位置》到《一個女人》

皇冠出版的艾諾中譯版的《La Place》中加上了《Une Femme》，兩本書分別寫其父親與母親的生平，父母親死亡相隔約二十年（出版年份相差四年），但在中文書名中只保留了《位置》，如果要更無聊的說，出版商在新的一版中為何要將以女性為主軸的故事附加在男性故事之下？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寫了《位置》這本書，艾諾被視為女性主義者並在多本書中有明確的女性書寫意圖，《位置》的寫作著墨在父親的生平，一個工人階級的男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剛剛發現最新的中國譯本書名為《一個男人的位置》，或許是為了和《一個女人》相呼應，確實我一直認為男人取得位置的方式跟女人不一樣，想到像艾諾這樣強調性別的人只強調了「女人」，似乎又是一種意識形態⋯⋯但說這些太刻意了。

艾諾在寫父親生平前說明自己不會以小說形式描寫，《一個女人》最後又強調「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歷史、社會觀察和個人經驗，也許是這樣她寫到母親死後八天，西蒙波娃死了，以這話帶過，讓讀者明白此書敘述的女人是和波娃是一個年代的，這是一個大家不認識的女人，但我們可以將她與時代和社會連結，讀著時腦中能想到她生活的那背景。當我讀到艾諾母親罹患阿茲海默症住到療養院的那段也想到波娃母親在《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的臨終，人生最後階段她們都不再「抓著」信仰，波娃母親可能是內化了，艾諾母親大概是因為心智退化，兩個來自不同階級的左派女兒都寫了她們虔誠母親在死前的信仰狀況，這確實是她們會注意到的改變。

說起來很奇怪，波娃和其妹妹並沒有將母親的後事辦得太有宗教色彩，反倒是八零年代末期，艾諾母親的告別式依照宗教習俗，也許這要考量的點也包括她們來自城市與鄉村，但更多的也是艾諾尊重母親生前的信仰，她是一位總坐在前排望彌撒的虔城天主教徒，戰爭時期也發揮基督的愛心幫助鄰舍。

艾諾父母親在戰爭前成家並生有一女，女孩七歲因病過世，在戰爭初期又養育了第二個女孩，雖然夫妻兩人皆為最底層的階級，也沒機會接受更多教育——母親讀完小學，父親只讀書到八歲——但（我不確定這個連接詞正不正確）他們明白要讓女兒讀書來改變階級，母親甚至將女兒送到私立學校讀書，使她的起跑點高於平民，盡量讓她擁有和中產階級小孩相同的文具、書本。母親很積極的想改變自己的語言使用和行為舉止，她還帶艾諾參觀博物館，是她促使丈夫開一間咖啡館提升後代的生活品質，在她年老時也算是有些改變了自己的「位置」，而艾諾父親相較母親更是安於自己的狀態，他不想說與自己「位置」不符合的語言也不想做與其身分不同的事。

艾諾身為女性覺醒者的角色，我猜測她書寫中有可能將女性在家中地位稍作提升（不一定有意識），也可能是確實生長在一個母親更有話語權的家庭之下才成就了這樣的她。我讀她生平時讀到她二十歲時到倫敦打工一年，通常這種gap year不太會出現在那年代的工人家庭中，這疑惑在書中也得到解答，是艾諾的母親答應且固定與她通信，一個成長在1900年初期的媽媽要有多大的「決心」才能做到此？

在《位置》中艾諾就有提到她祖母的教育水平比祖父高，相較於當時農村的婦人更在乎形象；在《一個女人》中也提到外祖母是鎮上第一個拿到文憑（指小學畢業）的人，原本有資格當小學教師卻只能留在家中做裁縫補貼家用（那時的鄉村女性不能有野心），但她讓自己的小孩們看上去更加體面——在艾諾重建自己的家庭歷史時，這些都是不能忽視的「條件」——是女人的努力而改變了家庭的處境。

我在讀艾諾的書時總懷疑自己用不正確的方式解讀她，但我沒有去研究她曾在採訪中說過什麼，或是她寫過其他的文章又談到什麼，在這兩本書中我特別有注意到她父母對於信仰的執著，這應該是和她本身很不一樣。最觸動到我的是她外婆和母親在艱苦或忙碌的生活中還是會抽出時間閱讀，她母親在閱讀前會先把手洗乾淨，以慎重的態度面對書本，她把自己想要的寄託在女兒身上了，總會有些教育專家批評這種行為，但我覺得對於某些人而言還是很受用。

還有關於她對母親老後的敘述也讓我有很多感觸，她一再強調母女間的語言聽起來像在吵架，但她們之間有很強烈的依戀關係，她也無法將母親放棄，在她與丈夫分居後帶著兩個兒子又要教書，還是將剛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母親接到家中生活，後來又不得已送到養老機構，直到現在討論父母老年後的安置，應該都很能帶給人啟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