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命題,但在開始解釋之前還是要先恭喜阿跨面將成為今年總統府音樂會的表演歌手之一;撇開政治上的風風雨雨不談,阿跨面今年才剛得到大嘻哈時代二的冠軍,就能夠站上這個舞台,其實絕非偶然,這也是為何會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
當然,要能成為主流文化中的經典對他而言雖然還言之過早,但他的崛起確實又再次映證了一炮而紅的公式之一,常常都是在多數人熟悉的事物之外,再多加上一點點什麼;而那究竟是什麼,則必須出自創作者最真切的認同與心聲,因為不只藝術是不會騙人的,從流行文化另一個商業的角度觀之,只有生產者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才能最貼近消費者體驗本身。
而阿跨面對我們這些母語是台語的聽眾而言,簡直就像是活字典般的國寶。在大嘻哈時代的比賽過程中,愈到後來他不但創作能量不見衰竭,而且用字愈來愈貼近我們小時候阿公阿嬤口中說的話;出身自台南東山國中畢業之前連在學校都講台語的他,由於環境單純尚未完全都市化的關係,藉由這次比賽,讓台語的保存和推廣一口氣同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契機。
當然,一個嘻哈歌手再怎麼對各種節奏駕輕就熟,在作曲的境界上又怎麼可能真的像貝多芬(Beethoven)一樣?當然,這是就兩人在音樂中所表達的情緒而言。兩人在音樂中其實都有濃濃的草根味,而這和他們的生長背景脫離不了關係;但一些表現手法的相近之處,更是讓兩人的音樂不但充滿了能量,音樂中的陰暗面或稀微使得這樣的能量不會淪為疲乏。
兩人生長背景的相近之處
將貝多芬稱之為樂聖當然不無道理,但更精準地說,他創作的啟蒙關鍵之一,其實來自於他那荷蘭移民第二代的樂手虎爸對他的督促(這也是為何他是姓van而不是von);他雖然身為文化資本富二代,但生活還有移民身分的嚴苛條件,一方面固然構成他的困擾,同時也成為他創作上的動力。
不像莫札特(Mozart)幾乎可以說是脫離宮廷失敗的最後一人,貝多芬身為脫離宮廷成功的第一人,自然免不了對收入錙銖必較;而在創作上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他的歌劇《費黛里奧》(Fidelio)中,有一首詠嘆調就這樣直白地說出金錢到底有多重要(連結附歌詞英文翻譯)。
但其實這樣的態度永遠都是弱勢者面對生活的嚴峻時最健康的心態,因為既然競爭本來就是這個社會的本質,那麼自然只能把競爭導向良性競爭。實際並不可恥,可恥的是變得現實。而源自黑人文化的嘻哈,自然也深黯這樣的道理。
〈別問你會怕〉創作靈感源自於阿跨面他爸罵他的話;作為他的第一首歌,儘管他不像貝多芬是文化資本富二代,題材上也免不了台語嘻哈常見而俗濫的逞兇鬥狠,但東山該地高度使用台灣的環境成了他的用母語創作的基底;且在他走出自己的風格之前,這首歌的亮點個人認為其實是那句「沒背景的囝仔知道囂張沒落魄的久」,這樣的寫法除了揭露了逞兇鬥狠的心態另一個可能的面向,在寫作上也因而顯得立體。
也許真的有人天不怕地不怕,但在聽眾資訊接受的層面上而言,除非寫作技巧真的特別高明,不然只會因為不斷重複而容易顯得疲乏。而這樣的稀微呈現得最經典的地方之一,就在他的〈風光少年兄〉最後一句是以問句結尾,那樣的自我懷疑反而讓他的音樂顯得更為真誠動人。
不同的音樂類型,相近的創作手法與理念
有趣的是,貝多芬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中期作品,儘管就如法國大提琴家托特里耶(Paul Tortelier)所說的那樣,像是「具有生命力的樹,擁有源源不絕的樹汁」,但除了古典音樂一定會有的慢板以外,在一些比較有活力的樂章,貝多芬在寫作鋪排上,其實也非常常用木管去營造相對躊躇不前或是憂鬱的氛圍,好讓他的作品相對顯得不那麼無腦或是單調貧乏。例如俗稱《命運》交響曲的第五號交響曲第四樂章(請見影片中進到第30分鐘前的樂句),以及《皇帝》鋼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請見影片中第19分鐘開始一直到木管獨奏處),其實都有這樣的鋪排。當然,轉調在古典音樂中是再常見不過的事,但這裡是就情緒轉折的鋪排而言的。
至於貝多芬晚年因為爭奪荷蘭裔身分,導致爭奪姪子撫養權失利一事,間接導致他作品中常常透露如獨居老人般的晚景淒涼,就更不在話下了。理解到這樣的前提,就會知道貝多芬那些重音連擊不是單純的砸鋼琴或是大聲而已;畢竟所有的藝術類型都可以視為是特定的信念符號系統,許多效果都是由符號的對比建構起作品本身的內在邏輯。
當然,決定作品的篇幅和層次的變因有很多;阿跨面的作品乍看之下篇幅短小,但平心而論以台語八聲相較之下較少同音字的前提下,要用文字製造出類似的聲響效果其實是比較困難的,也難怪他在一次採訪之中說他常常一天只能寫兩句。
因此他的作品其實可以視為不只壓尾韻的作品,而這也是他和貝多芬的作品都能精力源源不絕的最關鍵手法。有趣的是,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原本是獻給拿破崙,但在他稱帝後才憤而將原本的名字《波那巴》即拿破崙的姓改為現在的標題;而他和馬克與滅火器合作的〈無名英雄〉,正是以刺蔣者被美國警察壓倒在地時所喊的話作為發想所寫的歌。
音樂有兩種:詩的伴奏、抑或聲音本身邏輯的開展
行文至此,如果還在堅持阿跨面和貝多芬只有氣口像,但滿漢全席終究和小吃是不同的東西,那麼或許可以想想,硬要把貝多芬和舒伯特(Schubert)分出高下這件事是否有意義可言。如果有,那麼就要問那個判準是什麼?
我自己的答案是,這種比較某方面而言滿沒意義的,儘管貝多芬是舒伯特的偶像;但一個以藝術歌曲見長的作曲家,和一個幾乎只以器樂見長且熱愛變奏的作曲家,兩人雖然同樣創作的都是音樂,但前者的音樂比較像是詩的伴奏或應和,而後者則是建立在聲音本身的物理邏輯上做出開展。藝術歌曲篇幅之所以往往比較短小,和文字本身的訊息量比較明確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
附帶一提的是,這也是為何布魯克納(Bruckner)的音樂對不少古典音樂愛好者而言顯得冗長,而且每一首聽起來都差不多的原因之一;這或許是因為聽的人一開始預設的判準,或者說想聽到的東西,本來就和作曲家的創作核心或理念完全不同。
當然,西方的一切都是比較系統化的,音樂也因為聲音的物理特性,透過系統化的方式呈現一定更能開展出更大的篇幅。但媽媽的味道不會因為媽媽不是飯店滿漢全席的大廚就走味;反之,在家不會煮功夫菜,並不代表就媽媽的味道和功夫菜沒有融合的可能。這樣的爭執其實很多只是門戶之見而已,也所幸不是每個人都會被這樣的問題所困惑。
但也因此,個人對於總統府音樂會的演出大多都有管弦樂伴奏是有疑慮的,雖然說這也提供了另一種演出版本的聆聽樂趣。就好像如果覺得小酒館的音場效果不好,那麼要是不想犧牲爵士樂中那種自然的音樂互動,要做的應該是在現有的場地想盡辦法改變音響效果,而不是把場地搬到效果很好,但互動和空間感卻和小酒館完全不同的音樂廳(也因此,今年宇宙人得獎真的是實至名歸,歌曲要甜而不膩就是要做到有層次)。
再者,如前所述,篇幅比較短小不代表創作起來比較簡單,尤其在這個母語逐漸失傳的年代。阿跨面的作品之所以可以引起一連串的討論,就在於他比賽比到後來,開始創作自己想寫的歌不但擺脫了台等於俗氣的污名,他所使用的語言更能銜接回以前那個台語在還沒被政治乃至於文化清洗前的細膩。
畢竟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既然如此,政治就不該阻礙任何創作上的自由;也唯有正確意識到這點,也才有機會能夠體會到台語和古漢語的那微妙的連結,卻又不會因此而被各種政治正確或不正確搞到腦筋打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