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客觀中立的機器運算,
可能在學習人類提供的資料後,
再複製社會偏見與歧視,形成「自動不平等」!
人有成見,但你有機會改變人的觀點,卻無法修改數字。
數位安全警衛收集我們的資訊,推斷我們的行為,掌控我們的資源取得。
有些監控是顯而易見的,例如街角的閉路攝影機、手機的全球定位系統記錄我們的行動、警方的無人機飛過示威現場的上空。
但許多收集資訊及監控行為的裝置,是難以捉摸又看不見的程式碼,嵌在社群媒體的互動中,流過政府服務的應用程式,包覆在我們試用或購買的每件產品上。
它們與社會生活的結構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所以大多時候我們甚至沒注意到自己正受到觀察與分析。
主張公共服務應該自動化及採用演算法的人,往往說新一代的數位工具是「顛覆性的」。
他們告訴我們,大數據撼動了墨守成規的官僚,激發創新的方案,也增加透明度。
但我們注意看那些針對窮人與勞工階層所設計的專案時,會發現資料分析的新體制其實只是演變,而不是革命。
它只是擴充及延續1980年代以來一直存在的貧窮管理策略罷了,那是一種懲戒貧窮的道德觀。
新的高科技工具可以讓測量與追蹤更精確,讓資源分享更方便,並提高目標族群的能見度。
在致力提高窮人與勞工個人自主權的系統中,這些工具將保障法律賦予他們的權益。
在這種前提下,整合的資料與現代化的管理不見得會對窮人造成不好的結果。
然而,在我們目前的福利系統中,自動化決策的運作很像古老的懲罰與遏制模式再現。
它對福利申請者進行篩檢,把他們踢出公共資源。
它的作用像守門員,而不是輔助者。
最有可能為貧困的父母提供幫助與支援的人都是授權檢舉者,例如教師、 醫護人員、精神科醫生與治療師、托兒服務者、牧師、課後輔導志工和社服機構的員工。
這種侵犯隱私的審查為家長帶來很大的壓力;如果不符合社服機構的期望,家長也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對生活已經非常艱辛的家長來說,往往不堪負荷。
打從兒福領域出現以來,人為偏見一直是個問題。
早期,查爾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的孤兒列車帶走許多天主教的孩童,信仰少數宗教的人需要另外創立一個類似的兒福組織系統。
科學慈善運動的工作者通常有宗教偏見,那些偏見扭曲了他們的決策。
他們認為新教徒的孩子可以獲得寄養家庭的救贖,但天主教徒無可救藥,應該送到中西部的農場去勞動(那些農場大多是新教徒的農場)。
如今,兒福決策中的種族比例失衡現象,拆散了太多的美國黑人與原住民家庭。
那種比例失衡可以追溯到兒福決策中的人為判斷。
但是人為偏見也是預測風險模型的內建特徵。
結果變數是兒童傷害的替代指標;它們不是反映實際的忽視與虐待。
替代指標變數的選擇,甚至連「要不是使用替代指標」這個決定,都反映了人為判斷。
貧窮不是一座孤島,而是一片邊疆。
在那片經濟邊陲地區,其實有很多流動,尤其窮人與勞工階級之間的經濟 邊界並不明晰。
一些政策從勞工階級的錢包榨取每分錢,同時又削減窮人的社會福利、免除中產階級與富人的社會義務。
這些政策導致那些生活在經濟邊緣地帶的人彼此相互對立。
他們經常自責,暴力相向,但也有很多共同的經驗。
拆除數位濟貧院的第一個挑戰是,在窮人與勞工階級之間培養同理心,讓 他們相互理解,以便形成有利的政治聯盟。
~維吉妮亞・尤班克斯/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政治學副教授
~《懲罰貧窮:大數據橫行的自動化時代,隱藏在演算法之下的不平等歧視》
~《Automating Inequality: How High-Tech Tools Profile,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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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希都理名稱取自日文「おひとり」的中文音譯,意指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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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慧淑(Su)】
旅人/譯者/獨身主義者
日文翻譯口譯、寫作,個人旅遊經歷超過20年。
透過自遊與工作之便,環遊世界三大洋五大洲,
造訪過40國n座城市,期望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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