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認為《詩經》內記載的樂器『南』實乃一場烏龍

被誤認為《詩經》內記載的樂器『南』實乃一場烏龍

———曾被釋為樂器『南』之甲骨文字『𡉉』實乃『瑴』字考

一、曾被誤釋為『南』並誤為樂器的甲骨文字『𡉉』

甲骨文裡有一個字形如『𡉉』的字，1931年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內舉例，如『有於祖辛八𡉉，九𡉉於祖辛』（林一卷一二葉）、『一羊一𡉉』（後上五頁），而曾釋為『南』字，並且做了以下解釋，把它釋為一種樂器：

『南係獻於宗廟之器物，…余以為殆鐘鎛之類之樂器，蓋即鈴也。……《小雅》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實即『以雅以鈴』，及『胥鼓鈴』也。又《詩》之周南召南，大雅小雅，揆其初，當亦以樂器之名孳乳為曲調之名。猶今人言大鼓、花鼓、魚琴簡板、梆子、灘簧之類耳。』

於是接着唐蘭在1934年的《殷虛文字記》一書裡，就依郭沫若之說，更加衍伸成：『南，本即瓦製之樂器也。』

但在甲骨文裡，本來就有『南』字，都是指南方的『南』，卜辭內有大量的『南』字。故郭沫若釋甲骨文『𡉉』字為『南』，並非此字就一如甲骨文其他明確的『南』字，而是對一個不同於甲骨文的『南』字的不明字『𡉉』作一推想，想成大概或許之義。而唐蘭初也是一見之下，即襲郭沫若之說為本，再自由推衍之。

二、唐蘭改釋為『穀』，郭沫若改釋為『豰』

唐蘭起初雖未深研而一口應承郭氏此說，不過，後來唐蘭仔細研究以後，發現不妥，於是就改釋成此形如『𡉉』的甲骨文字，應讀如『穀』。而被郭沫知道後，也在1937年在日本初版，而在1958年內地重行出版的《殷契粹编考釋》（第165張）裡，在釋第1268片甲骨文時，表示了他自從把此字釋為樂器之後，心覺其以往『舊釋為南，於用為祭牲之事苦難解。近時唐蘭始改釋為𡉉，而讀如穀。』

於是接着表示同意唐蘭的說法，『𡉉』形狀的甲骨文字不可釋為『南』，應該仍為『𡉉』字。只不過，他認為唐蘭『讀穀則未為得』，應改為《說文》：『豰，小豚也。从豕𣪎聲』的『豰』字，也就是他原本釋為『南』的那個甲骨文的『𡉉』字，應當是小豬的意思才對，而承認他原先釋成樂器根本就是錯誤的。

而且凡是『𡉉』出現時，往往和其他的祭牲並列，於是可見郭氏當年把『𡉉』誤看成『南』，又把『南』當成獻給神的祭品，但此種推論，實與上古至今日中外祭祀之禮的事實相差太遠。在古今中外沒有任何官方或民間祭禮，會拿樂器連同被宰殺了的牲口，一同貢來祭神鬼，亦可見把『南』比附成獻祭品時用樂器來獻祭的顯有所不合史實。故郭沫若自已也因而依唐蘭後來的改釋，也有一己的心得，於是表示，『今卜辭既每以𡉉為牲而與羊犬同列，自當是小豚』，而主張應改釋為做為祭品的小豬仔。

二、此甲骨文字『𡉉』字實為今日『瑴』字之初文，為玉器

不過，不管唐蘭後來改釋的『穀』，或郭沫若改釋的『豰』，都不是文字學界最後的共識。因為，儘管，郭沫若早先的猜成是『南』字，釋為樂器，不但他自已在立論出書後，心知有誤並且承認了，而且日後在文字學界，亦沒有任何學人再重蹈覆轍。不過，還是有學人反對唐蘭釋成『穀』，或郭沫若釋成『豰』（小豬）。因為有學者找到卜辭內有『大𡉉』一辭，如果如郭沫若的釋『𡉉』為小豬，那麼，卜辭裡的『大𡉉』又是怎麼一個解釋法，難道是釋成了『大的小豬』嗎？故認為郭沫若還是沒有釋對。也有釋為既然『𡉉』和各種供祭的牲口並列，都是祭品，那麼殷代有殺敵國的俘虜當祭品，則把『𡉉』或是指敵人𡉉國的俘虜吧。

按，此甲骨文字實為後世『瑴』字的初文。甲骨文字『𡉉』於後世，添下方『王』（玉）字，而右又加上『殳』邊，而成今文字。其義即指雙玉。如《左傳•僖三十年》：『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瑴是指雙玉，又於後世通『珏』字（《廣韻》）。

按，一如《國語‧魯語上》：『長勺之戰，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於神。』以『牲』及『玉』並獻祭於神，乃古先民之祭儀。像是西漢末年偽《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又是予以理想化及陰陽五行化的臆想，但也是取材自《國語‧魯語上》：『牲玉於神』，而自由衍伸並搭配其理想的陰陽五行數術的數字『六』而說夢成了『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而最早出現在古文獻上的，就是商代甲骨文裡的獻祭時的獻上『瑴』。由於此字於甲骨文作『𡉉』，只有今文『瑴』的左上部，缺左下部『王』及右側的『殳』，故唐蘭、郭沫若先是猜測是樂器『南』，後唐蘭改釋為『穀』，郭沫若改釋為『豰』，但唐蘭之改釋『穀』，郭沫若已認為不妥；而郭沫若的再釋為『豰』，後之學者又有質疑，如前述。故細審甲骨文義，此甲骨文字『𡉉』實應釋為『瑴』，而證實商代的祭祀已有獻玉以祭祖之禮之明證了。

三、小結

儘管學界進步日進，後浪推前浪，代有新秀及新立論出，而推倒或改正舊說的失當之處，但是在應用到被其他學界的引用上，往往趕不上文字學界的成果。而此一有關『南』被誤當成樂器一事，日後在詩經學界大大發酵，以往郭沫若及唐蘭自己已承認的誤釋為樂器的不成立的舊說，但其兩人的舊說，却被詩經學界一些學人引用了去，直到今日，此把『南』字當成樂器之釋，就在文字學界以外的，如《詩經》學界，如中國音樂學界，或文史學界，就把原倡者郭沫若及唐蘭廢棄而自承有誤的舊說，拿來釋《二南》的周南或召南的『南』字，或《小雅‧鼓鐘》內的『以雅以南』的注釋等等，都把其中的『南』依郭、唐二人的已更正而失效力的『樂器』舊說持續使用而不乏其人。

而像是音樂學界的楊蔭瀏，也襲此郭沫若早年的誤釋『南』為樂器，而未查明郭氏早已改正舊說之誤，而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三章，談西周音樂時，把《詩經》裡的擊樂器，連同此無中生有的『南』一併列為《詩經》內提到的樂器而誤。

而唐蘭、郭沫若雖已否定早年不成熟的臆度的視『𡉉』為『南』字，但二人之改釋，又無法說通。今考此『𡉉』字實為『珏』（即『瑴』）字的初文，其義為合一的雙玉，乃為祭物之一。
(見原書刘有恒：中国古代音乐史辨正(甲集)(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