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相關）從《終戰那一天》到《聽海湧》－ 臺灣複雜國族史下的身分認同

近期繼歷史改編劇《斯卡羅》之後，公視在2024下半年推出了以臺灣人的角度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題材的戲劇《聽海湧》。

《聽海湧》描述台灣青年在二戰期間被日本徵召前往婆羅洲，替日軍監看戰爭中捕獲的盟軍戰俘，故事背景設定在昭和17年（1942年），過程中這群監視員牽涉一場冷血的屠殺，戰後因被指認虐待戰俘而成為戰犯，部份監視員再也無法回到台灣，活著回來的青年則再也不願提及島上發生的事。

然而這部劇內容題材從二戰中的臺灣監視員所要帶出的，其實是生長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複雜國族史下的身分認同反思。筆者覺得直至今日現今台灣社會上一直在爭論的身分政治問題，雖然歷經的時代脈絡不同，但也許可以從二戰後的台灣人故事中，了解到不同個體的生命經驗。

而提到二戰後台灣人的故事，在2017年出版的《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一書，透過當時參與日軍前線的臺灣志願兵、少年工和醫療者；在戰爭後方的記者、師範生、音樂家；以及外圍的政治夢想者、在台日本人、海外臺灣人等九個章節，串連起由台灣人（在此根據書中所指稱的是當時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起譜寫的二戰後台灣歷史。而當中在日軍前線的臺灣志願兵故事，則也有提到《聽海湧》中臺籍監視員與戰俘之間的故事。

究竟誰是臺灣人？

如果從過往我們所讀過的台灣歷史回顧，也許你可能會想到台灣原住民族群，後來遷徙到台灣的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然而，透過《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的內容，會了解到也許每個人對於「台灣人」的定義與認同，可能遠比求學階段所接觸的台灣歷史更為多元與複雜。

1930年南移台灣的日本人在台灣生的後代稱為「灣生」，相對朝鮮出生的日本人「朝生」，與東北滿洲國出生的「滿生」，灣生身分還更複雜。「我既是日本人又是台灣人，這等於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台灣人。」書中提到當時日臺共婚的時代，在夾縫之間出生的「灣生」存在在台日本人的認同糾結。

隨著當時終戰至返日的在台日人引揚 ，這些在台灣出生、成長甚至是為了當時台灣而犧牲奉獻的個體，能果斷的區分說他就是日本人或是臺灣人嗎？這也是在這本書中，想要留給讀者的一些反思，筆者認為除了以國籍作為界線的劃定之外，從二戰時期這些不同個體上的生命經驗，也許也可以給現今還在糾結自己身分認同，或是以自身觀點認定台灣人身分認同定義，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些借鏡與參考。

1993年，這群曾經在台的日本人，有些人再次踏上被譽為「華麗島」的臺灣，重探日本與台灣的連繫，田中準造幾乎五十年的思念與壓抑再度潰堤。

然而不只這些「灣生」存在身分認同問題，就連書中提到的成為日本志願兵的台灣青年、到日本學校學習長大的臺灣人也同樣存在身分的矛盾，當時的臺灣人在日人眼中是次一等的日本國民，也因此不論是在受訓期間、甚至在日本內地學習、生活的個體都多少遇到了質疑自身認同的經驗或是事件。

誰是誰的「戰俘」？

其中當時的臺籍戰俘監視員位階為「軍屬」比志願兵低，甚至比軍馬、軍犬更次一等，因人力吃緊，臺灣軍司令雇用許多臺灣人當軍屬、軍夫，然而這些臺籍監視員與戰俘雖然為對立關係，但書中也有提到當這些戰俘說著和臺籍監視員相同的語言（雖然在當時的脈絡下，這些戰俘多半是來自中國，但也可以理解書中將其描繪為死於異鄉的同伴這件事），臺籍監視員卻因為日軍的身分要將這些戰俘監禁，也有監視員偶爾會偷偷幫助來自中國的戰俘，在戰俘撐不到終戰死去的時候，監視員也會流淚難過，在戰爭中並沒有所謂毫無損傷的勝利者。

戰爭無疑是臺灣歷史的人性悲劇，日本人在軍國主義動員下合理化了戰爭的罪行，殖民地的士兵比起日本內地的日本兵有更嚴重的認同錯亂，在故鄉，他們是次等的被殖民者；在東南亞，他們是殘忍的侵略者；到了戰後，他們沒有受到日本庇護，卻要分擔日本的戰爭責任，究竟這場戰爭，臺灣人是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另外，書中有提到的另外一個對於「戰俘」的解釋，是來自於當日軍襲擊珍珠港後，美軍很快重整軍力，從空中封鎖日軍補給線，前線日本軍隊便孤立無援也不會再有新援軍，當時在前線的臺灣軍新兵成為永遠的「初年兵」，在孤島上被老兵欺負、挖掘戰壕、躲避空襲和無數演習，成為自己軍隊的「戰俘」，這種既是因身在日本殖民地而成為日軍一份子，卻又不被日軍真正納入我群的他者，恐怕是現今的讀者難以想像在身分認同心境上所出現的矛盾。

臺灣人一樣欺負臺灣人

另外，在書中也有提到獵女犯的故事，所謂的女犯指的是當時用來滿足軍兵性需求的慰安婦，而這些慰安婦的來源，除了來自日軍佔領當地所抓來的生理女性戰俘之外，也包含從朝鮮以及臺灣「勸誘」而來的年輕女性，在這個章節中，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橋段在於，當書中的臺籍戰俘監視員面對慰安所裡有著同樣故鄉語言的慰安婦對話時所產生的矛盾情緒，也呈現二戰時這些慰安婦所面臨的困境與哀愁。

明明同樣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成長卻幫著日本軍隊搶奪民女，你（意指和慰安婦對話的臺籍戰俘監視員）不也是進來「狩獵」了嗎？

二戰時期遭就業誘騙至軍中工作的臺籍慰安婦，有些人以為自己是應徵服務員、有些人則以為是要當軍用看護，卻受騙而踏進了慰安所，這些慰安婦們在終戰後仍承受著被汙名化和歧視的壓力，於社會歧異眼光下生存，然而直至今日，各地有許多的慰安婦等不到日本的公開道歉已相繼離世，也有些年長的慰安婦們仍持續的爭取日本的道歉與賠償，終戰後帶來的不只是表面上的結束，很多人仍在戰爭的遺緒中無法走出，也尋不到一個可以解決的窗口。

從歷史看現在的臺灣

礙於篇幅關係，有許多書中處理到的個人經驗，是本文中未能全部涵蓋到的，但從這段歷史中，不難發現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每個人對於臺灣認同的看法不見得相同，甚至現今有臺灣認同的臺灣人，也不見得在國籍、生活都是在臺灣這片土地上，正因為臺灣對於不同認同的多元與包容，以及臺灣那複雜卻又坎坷的殖民歷史，讓「臺灣人」的定義隨著不同的個人生命經驗有著不同的定義與解讀，甚至在日本之前，還有荷西統治時期的後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最後，筆者想引用書中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來作為本文的總結。

日本人、台灣人、中國人？自己是什麼人？自己選擇的就一定能被他人認可嗎？

鍾理和在作品《白薯的悲哀》中，描寫了置身中國的臺灣人在中日之間進退維谷，為了自我保護而卑微地活著，然而楊基振最後成為了中日都不容的他者，失去所有回到了臺灣；張深切只重文藝而不特別幫日軍進行戰爭、文化宣傳（刻意抹消政治立場的作為最為政治），卻被人密告為抗日份子，最後雖洗刷汙名，卻無顏慰藉在天父母之靈而備感難受。若要看待現今的臺灣，也許張深切所主張的臺灣文學想法，也可以當作未來臺灣認同走向的參考：「臺灣文學不該建築在既成的中國、日本、歐美路線，而應建築在台灣的「真」、「實」之上」。

參考資料

• 蘇碩斌、江昺崙等人（2017）。《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新北：衛城。
• Guinto J, Simonette V（2023）。慰安婦：二戰日軍性奴最後一批倖存者呼籲「不要忘記我們」。取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6209744。
• 蔡宛凌、陳富妤（2024）。阿嬤家紀錄慰安婦歷史 盼納入正規課程。取自：https://www.peopo.org/news/66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