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的台夫特之行後,Hirari、Daniela與我都意識到離別的腳步越來越近。三人平時本來就沒有共同修課,因此每見一次面就是少一次。於是好不容易,我與Hirari約好在12月初一起走訪阿姆斯特丹,參觀梵谷博物館與安妮之家。
能和Hirari一起參觀博物館實在是太好了。我們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同樣對金錢精打細算,同樣對藝術懷著一股不甚了解的羞怯。但最重要的,是我們都想把握和朋友相處的每一刻。彷彿水草就算知道會被河流帶走,還是努力在時間的長河中向下牢牢紮根那樣。
「地圖說從車站走過去要半個小時喔!」火車上,我看著Google導航說。
「那有什麼問題!我們可是Walking Girls呢!」Hirari信心滿滿。那回在台夫特走了一整個下午後,我們便以知名影集Walking Dead為靈感,自封為Walking Girls.「午餐想吃這間炸薯條!」這是熱愛薯條的Hirari唯一的條件。
「那間超有名!當然好啊!」
冬日的荷蘭天空少了夏季的萬里湛藍,卻也已經可以看見聖誕節的燈飾,點綴在城市各個角落。前往梵谷博物館途中,我們意外發現了一座聖誕市集,一間間木造棚屋與樹木之間披掛著成串的燈泡。若是在夜晚時分來上一杯熱紅酒,那樣的景色與情調一定溫馨而浪漫。高大的金髮荷蘭人穿梭其間,臉上洋溢著熱情與笑容,厚重的羽絨衣也包不住。
「咦,這是什麼?」Hirari指著攤車前一串串插在竹籤上,彷彿棒棒糖般的巧克力。
「這是即溶造型巧克力,加熱水就可以喝囉!」老闆看見客人上門,立刻上前說明,「你看,我們有聖誕老人造型的,還有加酒精的喔!」
我們兩眼發亮,看著老闆俏皮地在我們面前搖動竹籤,聖誕老人彷彿在跳舞。「請問一個多少錢呢?」
「原味的3歐,酒精口味的5歐。」
我與Hirari對看一眼。「沒關係,謝謝你!」
「當然,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應該問問有沒提供有試喝的呀。」離開攤販一段距離後,我忍不住告訴Hirari。
「沒關係,上次喝到HEMA的就夠好啦!」我聽了,不禁和她一起大笑起來,就這樣踏進梵谷博物館。
做為自我要求高、關心社會底層的畫家,梵谷的名作如《吃馬鈴薯的人》、《自畫像》、《向日葵》等,配色都顯得較為陰暗沉重。不過,當時博物館正和Pokemon Go聯名,各式可愛的卡通造型頓時讓氣氛活潑許多,來自日本的Hirari更是興奮不已。
不過整個展區最令我感動的不是任何一幅畫作,反而是二樓梵谷的生平事蹟介紹,尤其是梵谷和弟弟Theo深厚的手足之情,最令我動容。“I don't really have any friends except for you, and when I'm ill you're always in my thoughts.” 解說看版上大大的寫著這行字。梵谷一生無人理解,弟弟Theo似乎是唯一的知心好友,梵谷因此有了這番肺腑之言。
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哥哥,想起一個多月前,我在宏偉的蘇黎世火車站巨大的時鐘下開心奔向他,兩周後又在史基浦機場與他擁別的場景。生而為人,難免有覺得自己孤單對抗世界的時候。傳統的窠臼、旁人的眼光、世俗的瑣事......所有一切的枷鎖,都因為他的一句「哥哥永遠靠得住」而顯得微不足道。我能夠體會梵谷的心情,因為,世界上不會有像哥哥這樣,第二個如此疼愛我的人了。
參觀完整個展區後,我們來到紀念品店。「我要那張皮卡丘的明信片。」我向服務台後的店員說。明信片由梵谷最有名的自畫像改編,皮卡丘的兩隻耳朵俏皮地從帽子下探出來。
「好的!一張嗎?還有要其他的嗎?」
誰能和皮卡丘圓滾滾的大眼睛說不呢?我很快就臣服了。「兩張好了,謝謝。」
「謝謝,祝你們有個美好的一天!」店員笑得很燦爛。
我們揹著滿滿的紀念品,走出商店。「太好啦!可以去吃薯條了!」Hirari宣布。
「走吧!」但我這才想到,自己其實還未向Hirari解釋自己的身體狀況。「對了,等一下吃飯前,我可能需要找個隱蔽的地方打針。」
「原來是這樣,」我解釋完後,Hirari偏著頭,「這樣的話,感覺吃薯條不是很方便耶。還是我們找別的東西吃?」
「不會,不會不方便!我在哪裡都可以打針。」
Hirari溫柔地看著我,「不要緊,我們找個可以坐下來吃飯的地方吧!畢竟剛剛走了好久,也有點累了呢。」
「謝......謝謝妳!」
我依舊記得Hirari微笑的臉龐,記得那天我們選定路邊的小咖啡廳,第一次嘗試了荷蘭傳統的拿破崙蛋糕(tompouce)與起司鮪魚三明治。
荷蘭傳統的tompouce主要是由上下兩層起酥片構成,有些變形版會以可頌作為外皮。表層鮮豔的粉紅色糖霜,曾被我們一門文化課的教授揶揄看起來像「放射性物質」,到了聖誕節時會是紅色與綠色,國王節時更會搖身一變,變成皇室的橘色!至於內餡,則是甜滋滋的香草奶油或冰淇淋。也許因為我們都已飢腸轆轆,當我們站在玻璃窗前,放射物質般的糖霜在我們眼中卻如此耀眼而誘人。
「開動!」一口咬下,內層的奶油濕潤而鬆軟,而外層的可頌依舊酥脆。表層鮮豔的化學糖霜確實讓人摸不著究竟是什麼口味,但仍不影響我們臉上明亮的笑容。
「這是我第一次吃荷蘭的拿破崙蛋糕耶,」Hirari滿嘴糖霜地說,「超好吃的!」
「我也是!好開心有你和我一起分,平常根本沒機會吃呢!」我說。
吃飽喝足後,我們再度踏上旅程,前往安妮之家,也是我目前最喜歡的博物館。
我看著館內種種關於納粹屠殺的紀錄片與收藏,不禁想起曾在心理學引起極大爭議的「史丹佛監獄實驗 (The 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人類竟能如此輕易,以種族或其他微不足道的理由彼此迫害,甚至將其視為理所當然,乃至造成種族屠殺,至今依舊令人不齒。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安妮父親寫給家人的一句話: "we are healthy and we are together." 原來,當一切岌岌可危,真正重要的價值才會顯露─不是金錢、地位或名聲,而是平安健康,和重要的人在一起。當我回到臺灣,4月3日大地震的那天,看著歐洲朋友們湧入的關懷,我也是以類似的方式如此回覆。
或許人性中本來就存在一些黑暗的成分,而心理學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盡可能找出解釋以及解決之道。就算未能找出解方,至少在承認這些黑暗的同時,仍能縮小這些缺陷,而放大人性中的光明與善良。
傍晚時分,我們再度啟程,走回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聊著獨自在外生活的甘甜與點滴。這一整天,我們共走了5小時以上,Walking Girls當之無愧. 一路上聽著Hirari不時輕快哼歌、因為新奇或平凡的各種事物興奮,不禁希望我也能總是如此精力充沛、保有赤子之心。
我會一直記得Hirari的開朗體貼,以及一起走在街道上、穿梭在美麗的運河之間,她輕輕哼著歌的樣子。
搭飛機回台灣的那天,她和Daniela來到車站送我,Hirari因為感冒聲音沙啞了許多,懊惱地說,這樣都沒辦法唱歌了。我笑她說,唉呀,你在我心中的最後記憶,竟然是這樣的聲音。
事實上絕不會,因為在我心中,她將會一直是那個善良樂天、聲音溫柔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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