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訪｜記得，是為了讓未來的人還有機會重拾──專訪蔡振南 ╳ 李毅誠

《釀電影》Vol.14「時間會告訴你」專訪攝影照／攝影 ioauue

「南哥」蔡振南：1954 年生，嘉義新港鄉人。曾開設「愛莉亞」唱片公司，1982 年以首張台語專輯《心事誰人知》打出知名度，首部主演電影為吳念真執導的《多桑》（1994）。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2023 年度形象大使。

「誠誠」李毅誠：1985 年生，彰化伸港鄉人。本業為便當店老闆，在疫情期間開設 Podcast 頻道「台灣通勤第一品牌」，自 2020 年推出至今深受年輕族群喜愛，成為酷酷集團的頭號代表人。

我記得小時候，父親總是隨身攜帶一台音響，在他行走於客廳、麻將間與神明廳時，還未見他的身影，〈空笑夢〉和〈金包銀〉會先為他的到來奏樂。〈空笑夢〉和〈金包銀〉作為上一代父執輩的運命哀歌，揭示了屬於那一代的希望、失望與盼望。在當時，「蔡振南」於我而言只是一個名字，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我腦中想像的南哥是高而清瘦，不怒而威。

而在誠誠的記憶裡，他對南哥的第一印象是在十二歲時聽蘇芮唱的〈花若離枝〉。那時誠誠家的紡織工廠還沒有被跳票，而當時的南哥方重返演藝事業，從不曾唱台語歌的蘇芮找上南哥，希望他能做一張台語專輯讓她唱。三個月後，南哥交出了〈花若離枝〉的部分歌詞，並告訴當時蘇芮待的豐華唱片：「喜歡的話就照這樣唱，不喜歡不用，也沒關係。」。南哥一改過去充滿江湖氣味的歌詞，以文雅的詞句，唱的是感情裡面，在愛與恨之外，時間的瞬逝。

一九九八年，蘇芮憑專輯《花若離枝》於第九屆金曲獎獲「最佳方言女演唱人獎」。那一年的我剛出生，誠誠剛上初中，而南哥已是台灣樂壇、影壇上擲地有聲的存在。而今，誠誠成為了社群時代的指標，南哥的演藝人生更是一世代的見證；二〇二三年的夏天，分屬三個世代的我們，在時間魔幻的一刻展開了綿延彼此人生的對話。

陪伴在阮身邊 流浪過生活

回到一九六七年，十三歲的南哥獨身來到台北流浪打拼，在碰到音樂以前，他總是在想：自己要的究竟是什麼？

「那時候搬到台北，哪間工廠缺工我就去做，但總做不到兩天就逃跑，所以口袋永遠都沒有錢，我隨地就睡、只要是可以吃的東西就都塞進嘴裡。在那個年代的一技之長通常都是木工、水電或紡織，但我知道這些東西不是我要的。但當時我還太年輕了，所以不懂得怕。在台北混了三、四年，直到我碰到吉他，我開始跟演那卡西，也到酒家表演。」

尋尋覓覓數年，南哥終於找到了「音樂」。但在那個保守的年代，將音樂作為人生職志是不可能會被社會認可的，沒有家人的支持，最後他選擇離開歌舞團，但至少，南哥已經知道自己想要的就是音樂。

此刻，南哥的苦難才正要開始。沒有錢買琴，他就買和弦譜回來背指法，或是在木板上畫上黑白鍵，假裝自己聽到了和弦，摸到了琴鍵。「你相信音樂可以這樣搞出來嗎？」南哥這樣問我。

這場屬於音樂的夢熬了十年，一九七九年，二十六歲的蔡振南寫下了第一首國語創作〈你不愛我我愛你〉，卻被當時的政府視為禁歌；三年後，他在政府仍禁說台語的社會氛圍下寫了第一首台語創作〈心事誰人知〉。已經二十九歲的他，一樣不知道要怕，他直言創作的核心就是要觀察社會氣氛，並且掀開社會包裹著的外衣，而這些不能說出來的話語，就用一條三分鐘的歌曲來表達。

那是他對音樂的鍾情，也是這份鍾情，讓他將心神都拋進了創作裡。

望你知影阮心意 願將魂魄交給你

在說服父親讓他做音樂之前，南哥的台北流浪是屬於肉體的苦旅。而誠誠直言，自己其實不曾體驗過這一種流浪。

「在我爸爸的小時候，吃不飽會生病、會死的憂慮是真的存在的，到了我這個年代就已經不用再擔心這件事，屬於我這一代人的痛苦其實是心靈上的。」

八〇年代末期，誠誠家經營的是已逐漸沒落的紡織工廠，他們專做白緞帶供應給衣帽廠商，直到被人惡意跳票後，家境幾乎是掉到谷底。「那是一瞬間的事，就在那一刻，一切都補不回來了。」

當時剛升大學的誠誠靠著領清寒補助和打工過活，爸媽和弟弟則繼續住在被查封的家裡，在沙發縫隙間翻找零錢，只為了一起買一碗泡麵。甚至，從來都不迷信的誠誠爸在家境最艱困的時刻，用他僅存的幾張千元大鈔買了電視購物上號稱可以招財的金元寶。

「我那時候就知道，沒有比這個還要痛苦的事了，所以我搬到台北遇到的這些苦悶，真的死不了人。現在這個時代，你不會有那種自己翻不了身的感覺，所以那份痛苦好像跟上一個年代比起來，減輕了一點點。」

對南哥而言，在台北的流浪也不曾讓他感覺到痛苦，因為這場異地的浪跡為的全是自由與尋找。南哥的父親極為嚴謹，希望孩子能翻轉階級，很要求他的學業成績，希望他未來能考教職。從小過著每天清晨六點半起床，晚間自習到九點半的生活，伴著每天例行的隨堂測驗，爸爸嚴格貫徹少一分打一下的教育，讓蔡振南索性交白卷，以無聲抵抗制度。他不想考試讀書，更不想要從眾，遂將成堆的試卷都往床底下塞。

「我不想唸書，也不想繼續再讓家裡把省吃儉用的錢花在我的補習費上，我想要自由，所以說服了早已經負債的爸爸不要再逼我升學，讓我離家工作。離開家後，我有一種海闊天空的感覺，哪怕三餐沒有著落，晚上沒有地方睡，我的心變得很明朗。」這場半世紀前的流浪聽起來有點浪漫，但其實是讓他更務實地辨明，什麼樣的生活，才能感覺到並非身處地獄。

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

在流浪之後，南哥找到了他的人生志業，也開始了他的人生下半場。而那時才十來歲的誠誠開始聽著南哥的音樂、看著南哥的電影長大，那台馳騁在九〇年代的野狼 125，轟隆隆地騎進他的生命裡。當誠誠有了孩子，才意識到那些曾經陪伴著他的童年記憶都正在消逝，為了阻止消亡，他除了用 Podcast 與朋友再談年輕時的記憶，也開始在日常生活中和孩子說台語，想留下語言。

在誠誠童年時分上映的《多桑》和已於近年修復重映的《悲情城市》、《少年吔！安啦》，都是當時戲院下檔後就無法在電視上看到的電影，南哥特別以自己多年經驗分享，那是因為當時的膠卷拍攝技術使得現場光只能符合一種放映規格，再加上電視、電影的尺寸不一，使得當時翻攝的盜版片於今在 Youtube 看會特別暗。後來的我們只得等待修復，並在影視聽中心規格完善的影廳裡，才能再次追尋這些朦朧的傳說級電影。

南哥看著電視電影從類比跨到數位、從無聲邁向有聲，見到和他年紀相當，卻已經發霉、氧化，無人聞問的電影膠卷躺在國家影視聽中心的片庫裡，才想起自己曾親眼見過這些國寶級的電影當初在大銀幕上的光景，也才真正意識到這些「務必進到戲院觀看」的電影擁有什麼樣的價值。而這些記憶的保留，都是封存在深處的，台灣電影的呼喚。

這份渴望「記憶」與「保留」的心，也影響著兩人的生活與創作。談及「保存」，誠誠直言自己一直都是記憶力很好的人，不太會留什麼紀念品，但在開始錄製 Podcast 後，才發現可以用一種「再現」的方式回顧記憶，對一個創作者而言是非常珍貴的。

「人有時候會忘記自己是誰，就像你失控的時候可能會忘記自己是一個好爸爸，但回頭看一下和女兒的合照，你就不容易做錯事。回頭聽以前錄的節目，你會很感謝自己留下了這些記憶。這和一個國家必須保留它的文化資產是一樣的，國家影視聽中心保留電影、我們保存個人記憶，為的都是讓未來的人可以繼續擁有。」

帶著我 帶著我 平安隨南風駛入港

而今，南哥每年都會演一齣舞台劇，那是因為劇場可以將他過去一年來在電視電影上的表演全部打破，讓他可以再重新建構一次自己的表演。「因為劇場是一種更加細緻的呈現，在場上，你就連一根手指頭沒有入戲也會被發現。」南哥將自己放進了新的領域裡，將自己重新拋光，磨練更加堅實的底蘊。

也唯有將自己不斷地放下再重拾，才能成為鏗鏘有力的存在。進劇場演出時，南哥發現劇場不像電影那樣，還可以修復、重現，一場演出往往得歷經長達半年的排練期，才能進劇場演個三、四場。結束了這一檔期的演出，所有的佈景就只能寄存在倉庫染塵，「在來得及以前，能多救一點都是好事。」

連劇場也想救的南哥，說這一切文化才是土地的根基，而尋根也和語言脫不了關係。他們正在起身，尋回記憶，南哥和影視聽中心合作為修復發聲，誠誠則是重拾快要消失的台語──他開始和孩子說台語，為的也是把根留住：「文化是無形的東西，但它卻是國家的根本，就像台語是我們的母語，那為什麼不能講？有很多東西已經不會再回來了，我們只能把還留得住的東西給留下來。如果現在我能讓大家覺得說台語很酷，那我們想辦法把台語保留了，未來才能有翻身的機會。」

他們想用自己的力量，告訴我們，那些就快要被忘記的事情，曾經是那麼重要。

走過了八〇年代的江湖氣口，穿越了九〇年代的台北哀歌，南哥肩負起先行離開的人的渴盼，成了站在銀幕前的藏鏡人。今年，南哥在影視聽中心的年度宣傳影片將自己裝扮成梅花鹿（致敬《大俠梅花鹿》），再走上那座年輕的、躁動的天橋，執起槍桿（致敬《少年吔，安啦！》）對準變化的世代，接著，他陪著我們一同再見牯嶺街舊書攤前的那場破滅的幻夢（致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最後，他輕輕地說：「妳的事我都知道了，我是妳唯一的希望。」。

他對著我們說，對著臺灣說，也對著封藏在膠捲盤裡的電影說。

本文提及之作品時間線
〈你不愛我我愛你〉（1979）／詞、曲
〈心事誰人知〉（1982）／詞、曲
《悲情城市》（1989）／飾演唱歌客人
《少年吔！安啦》（1992）／飾演南哥
《多桑》（1994）／飾演連清科
〈空笑夢〉（1997）／演唱
〈金包銀〉（1997）／詞、曲
〈花若離枝〉（1997）／詞

攝影／ioauue
採訪、撰文／黃曦
場地協力／Sunday Morning 星期天早上
責任編輯／張硯拓

《釀電影》vol.14 時間會告訴你

Time Will Tell

放不下、逃不開的命運與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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