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導演早已是傳奇人物,而 2025 年他又再添一樁傳奇戰績,榮獲美國電影工會「終身成就獎」,該獎項設立的 88 年以來,僅有 36 位導演獲得,李安不僅成為其中之一,更是台灣第一人。 從「龍困淺灘」到「飛龍在天」,李安的戲劇性轉折人生,堪稱最佳的勵志故事。
在一場座談會上,一位自稱成長經歷與李安相似的私立大學學生發問。他坦言,許多事情似乎都未達預期,讓他覺得自己像個失敗者。他問道:「您曾在大學聯考落榜兩次,即使後來考上藝專,擔任校長的父親仍試圖說服您重考,不太贊成您學戲劇。您是如何調適這種困頓的心理?」
李安回應:「失敗與挫折是人生的試煉,但若過多,便容易形成一種模式與慣性思考。人生命運的轉折,往往取決於關鍵時刻的抉擇。」他鼓勵這位年輕人,要學會克服失敗的情緒,當感到沮喪時,應抽離當下情境,思考如何朝成功的方向前進。
回憶自己拍攝第一部電影時,李安說,他選擇與紐約獨立製片人詹姆士.夏慕斯合作,對方幫助他控制預算,使他得以用40萬美金完成《推手》。之後,每一部作品,他都精選能讓自己動心的故事,才能一路走到今天。
李安的父親出身大陸江西大戶人家,來台後擔任台南兩所明星高中的校長,對他期望極深。李安形容,父親並非不喜歡藝術,而是對電影圈某些人的行為有所顧慮。即使李安日後獲得奧斯卡獎,父親仍不認為自己當初的堅持是錯的,依舊希望他能到大學任教。
「如果用佛洛伊德的弒父理論來分析,只有父親倒下來,兒子才能站起來。但我不希望父親倒下,因為害怕,也不想與他衝突,只能選擇遠離。」李安坦言,他的壓抑性格,直到離開台南、離開台灣後,才得到解放,冒險精神也因此找到了出口。
在完成華語片「父親三部曲」後,李安前往英國,執導經典文學改編電影《理性與感性》,並陸續拍攝美國西部60年代同性戀題材的《斷背山》。國際媒體曾好奇詢問:深受東方儒家文化薰陶的他,為何能夠拍攝文化跨度如此之大的電影?
「拍別人的文化比較容易,因為有距離感。反而拍《色,戒》時最要命,因為這部片讓我不得不直視自己文化中最糾結的部分,檢視它、解析它,非常難受。」
李安將自己對東西方文化的理解,歸因於成長環境。台灣這座小島,數百年來受外來文化影響深遠,他從小愛看好萊塢與香港電影,文化融合與衝突早已深植於他的思想中。
「中國文化講求和諧、融合,西方戲劇則是衝突——那壺不開提那壺。我是外省第二代,在美國是外國人,回大陸是台胞,一輩子都是外人。這既是身不由己,也是一種選擇,使我始終處於文化衝突之中。」
談及拍攝西方電影的挑戰,李安坦言,拍《理性與感性》時,他的英語仍不流利,而片中演員如愛瑪.湯普遜、休.葛蘭,皆是牛津、劍橋畢業,或是莎士比亞劇團的資深演員。他自嘲:「當時我想為台灣和亞洲爭光,肩上壓力巨大。」
然而,他巧妙運用中國「寓情於景」的敘事手法,讓演員與自然環境產生呼應,成功拍出詩意般的精緻畫面,使所有人心悅誠服。《理性與感性》最終讓李安二度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並被英國影藝學會譽為「電影史上東方人詮釋西方的經典佳作」。
拍攝第九部作品《斷背山》,並拿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後,李安才真正肯定自己:「我也不謙虛了,我拍電影還不錯。」然而,當他回到熟悉的文化圈,挑戰尺度最大的《色,戒》,焦慮感再次襲來。
「這部片觸及我心中最害怕的地方,好像是民族共業。雖然題材大逆不道,但對抗戰時代的情感與使命感讓我無法迴避。如果我不拍,下一代更無法感受那個時代的氛圍。」
李安22年的創作生涯,片型多元,文藝、科幻、戰爭、武俠皆游刃有餘。他如何在藝術與商業之間取得平衡?
「我沒有標準答案。若拍電影有公式,那就不會賠錢了。我選擇的題材都是讓我動心的,我希望觀眾也能被打動。」
李安坦言,儘管他的許多作品叫好又叫座,仍有票房未達預期的作品,如《與魔鬼共騎》與《綠巨人》。當影迷問他:「為何選擇從南軍、輸家視角發想故事?」他笑說:「我對輸家特別有共鳴,因為我們家也是從大陸輸到台灣,台灣在國際社會是弱勢,而我到了美國仍是弱勢。」
談到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李安認為,電影是高風險行業,吸引投資者的關鍵在於保障其信心。例如美國紐約州提供高額拍片減稅,促使當地電影產業蓬勃發展。台灣若能跟進,或許能吸引更多國際製片來台。
拍攝《少年Pi的奇幻漂流》時,他決定以3D技術呈現,當時《阿凡達》尚未問世,「既然好萊塢也沒經驗,不如就在台灣開創先河。」最終,150名全球頂尖技術人才匯聚台灣,歷時九個月拍攝,成就了這部非凡之作。「我相信有另一股力量,命中注定要讓我做這件事。這是感性中對未知的理解,是虛幻的信仰,也是冥冥之中的神助。我只是為藝術服務的公僕。」
如今,李安已獲兩座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兩座柏林影展金熊獎、兩座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成就彪炳國際影史。他說,參加影展與競逐奧斯卡雖然辛苦,但最大的動力,是希望能站上舞台,向世界感謝台灣。
「我最好的東西,都在電影裡。」
資料參考 : GQ Taiwan、Wi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