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與「和平嘗試」的本質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和平嘗試主要由教宗「本篤十五」世（Benoît XV）、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以及1916年後的「同盟國」兩大成員（「德國」與「奧匈帝國」）所發動。此外，歐洲的社會主義者也試圖利用國際聯繫來推動和平。然而，必須謹慎看待這些「和平嘗試」的性質。1916年（如「凡爾登戰役」造成超過30萬人死亡）是戰爭的轉折點，雖然各國社會普遍感到疲憊，但當時的和平提議更多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而非確保持久和平。歷史學家Jean-Baptiste Duroselle甚至將其稱為「秘密談判」。
這些嘗試往往由不在位或已下台的政治人物推動（如法國的Aristide Briand或波旁-帕爾馬的希斯圖斯王子），這使得政府在談判失敗時能避免丟臉。然而，「愛國主義」激發的仇恨氣候，與各國對領土（如阿爾薩斯-洛林）的堅持，使得這些嘗試多以失敗告終並引發激烈爭議。
二、 1916年：初步交涉與「威爾遜」的介入
1. 「德國」的和平提議
1916年，德國國內因勞動力短缺導致補給困難，形勢嚴峻。德國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認為戰爭前景對德不利，於是在12月12日代表「同盟國」向國會提出和平談判。德皇「威廉二世」支持此舉，認為這是釋放世界負擔的必要道德行為。然而，由於該照會語氣傲慢，且德國未表現出撤離「占領地」的意願，「協約國」於12月30日拒絕了提議，認為這僅是戰爭手段而非真正的和平建議。德國隨後以此為藉口，將戰爭責任推給對手，並轉向實施「無限制潛艇戰」。
2. 「威爾遜」總統的行動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6年12月18日向所有交戰國發出照會，要求其明確說明戰爭目標，並提議擔任調停人。「德國」拒絕美國調停且不願說明其戰爭目的，而「協約國」提出的條件（如恢復「比利時」、「塞爾維亞」權利及歸還「阿爾薩斯-洛林」）被威爾遜認為要求過高。威爾遜隨後提倡「不具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
3. 與「日本」的秘密談判
「德國」在1916年也試圖與「日本」進行單獨和談。德國提議支持日本在「東亞」的擴張，以換取其退出「協約國」。儘管日本駐瑞典大使與德國代表（包括工業家Hugo Stinnes）進行了多次秘密會談，但日本採取了兩面手法：一方面與德國交涉，另一方面將談判內容告知「英國」以獲取更多利益。最終，日本於1917年與「俄國」簽署防禦協議，德國的嘗試宣告失敗。
三、 1917 年：外交努力的高峰
1. 奧皇卡爾一世與「希斯圖斯事件」
奧地利皇帝「卡爾一世」（Charles I）即位後，急於結束戰爭。他透過妻舅「希斯圖斯王子」（Sixte de Bourbon-Parme）與「法國」進行秘密接觸。在1917年3月的信件中，卡爾一世表示支持法國對「阿爾薩斯-洛林」的要求，並願意恢復「塞爾維亞」的主權。
奧皇卡爾一世
這場秘密談判在「瑞士」納沙泰爾（Neuchâtel）進行，地點隱密到連瑞士政府都不知情。然而，奧匈外交部長「切爾寧」（Ottokar Czernin）堅信軍事勝利，並在1918年公開演說中指責法國要求歸還「阿爾薩斯-洛林」，從而阻撓任何「和平談判」。導致法國總理「克里蒙梭」（Clemenceau）憤而公開「卡爾一世」的秘密信件。這迫使卡爾一世在德國壓力下否認讓步，「切爾寧」隨後被解職，談判因這種「令人震驚的愚蠢行為」而徹底毀滅。
卡爾一世對「和平」的渴望，部分源於「天主教」信仰，部分則是擔心若君主不和談，人民將發動「革命」。
2. 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和平照會
教宗自1914年起便呼籲和平，並在1917年8月發出著名的「和平勸諭」。他提議：
* 相互恢復所有「占領」領土（特別是「比利時」的完全獨立）。 * 各國「裁軍」並建立「國際仲裁法院」，以預防未來戰爭。 * 以和解精神解決「阿爾薩斯-洛林」等領土爭議。
然而，教宗的努力受到多方阻撓。協約國懷疑他偏袒德國，克里蒙梭戲稱他為「德國教宗」，而德國將軍魯登道夫則稱他為「法國教宗」。「義大利」為避免「教宗」介入世俗政治，要求協約國將教宗排除在未來的「和平會議」之外。
教宗「本篤十五世」
3. 德國國會的和平決議
1917年7月，德國國會通過了「和平決議」（Friedensresolution），要求達成和解的和平。然而，當時的政府對此持反對態度，德國領導層仍不打算放棄「勝利的和平」。
四、 1918年：戰爭末期的最後嘗試
1. 與「俄國」的單獨和約
隨著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蘇維埃政府提出「不兼併、不賠償」的和平。儘管談判過程艱辛，俄國最終被迫於 1918年3月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Brest-Litovsk），結束了「東線」戰爭，讓「德國」能將兵力集中於「西線」。
2. 各國國內的崩潰徵兆
1918年，各國人民的疲憊感達到極點。1 月份，奧匈帝國與德國爆發了大規模「罷工」，涉及人數達50萬人。5月，法國也出現了罷工潮。
3. 最終的零星接觸
1918年春季，「德國」代表在「海牙」與美國使館進行討論，但條件對德方極為不利。美國觀察家George D. Herron也在瑞士與保加利亞及「奧地利」代表（如Heinrich Lammasch）接觸。Lammasch傾向接受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並提議奧地利聯邦化，「卡爾一世」也願意接受美國干預帝國重組，但威爾遜最終拒絕了這些提議。1918年9月，隨著軍事潰敗，「保加利亞」首先簽署停戰協定。
五、 戰後責任與反思
戰爭結束後，「德國」被《凡爾賽條約》判定為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隨後，德國成立議會委員會調查「戰爭罪責問題」（Kriegsschuldfrage），試圖檢討「和平嘗試」失敗的原因，藉此修改條約。
調查委員會審查了威爾遜的提議、教宗的照會以及各種秘密談判（如 Briand-Lancken 事件）。許多證詞指出，「軍方高層」（如興登堡與魯登道夫）的阻撓是「和平失敗」的主因。此外，各國外交上的「不透明」與缺乏誠意也受到批評。對於「德國」而言，揭露這些「和平嘗試」的失敗是為了說明「德國」曾有求和意願，但卻因內外因素被葬送。
結語
「一戰」期間的「和平嘗試」如同一場在狂風暴雨中試圖點燃的微弱火苗。雖然各方（尤其是奧皇與教宗）曾多次嘗試透過秘密管道或公開照會尋求「停戰」。但「國家主義」的狂熱、「領土擴張」的野心以及對「勝利」的盲目堅持，使得這些努力始終無法轉化為實質的「和平協議」，最終只能任由「戰爭」在耗盡所有資源後才走向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