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行使暴力，國家可以嗎？

我想討論一個具爭議且嚴肅的話題 漢娜．鄂蘭在討論極權與現代國家時曾提醒：真正危險的，不只是個人的惡，而是當制度開始合理化原本不可被合理化的行為。在死刑議題上，我始終無法忽視這個警告。 台灣社會在每一次重大殺人案件後，幾乎都會自動跳轉到「是否該判死刑」。但這種反射式反應，其實混淆了因果。大量研究早已指出，死刑並不具備顯著的犯罪嚇阻效果，無論從比較法、犯罪統計或政策實證來看皆然。換言之，死刑並不能回答「如何避免下一個受害者」這個問題。 然而，死刑真正的問題甚至不在於它是否有效，而在於它改變了國家所站的位置。 對我而言，殺人是一條文明不可跨越的界線。當一個人殺了人，我無法完全理解其動機，那是一種越線行為。而法治國家的存在，本應正是為了守住這條線，而不是在特定條件下選擇親自越過。 如果國家宣告「在某些情況下，殺人是可以被允許的」，那麼它同時也在宣告：生命的不可侵犯性是有例外的。這不只是刑罰選擇的問題，而是政治倫理的斷裂。國家不再只是審判暴力，而是成為暴力的行使者。 題外話，我想再多說一件事，犯罪心理學與社會學確實能提供背景解釋：創傷、貧窮、排除、精神疾病。但這些分析若被誤用，就會滑向一個危險的推論——彷彿只要逆境夠深，越線就能被理解，甚至被預期。這不僅無法真正解釋殺人行為，反而將所有弱勢者標記為潛在風險，形成新的污名。 因此，我無法諒解人殺人；但我同樣無法接受，一個自稱尊重人權、以法治為核心的國家，保留殺人的權力。拒絕死刑，不是縱容暴力，而是拒絕讓暴力被制度化、被正當化。 真正困難、也真正重要的，是在面對最深的惡時，仍然選擇不成為它。 人不能越線，國家也不能。 很多人會問：「如果沒有死刑，那受害者與家屬怎麼辦？」 這個問題本身是合理的，但它經常被錯誤地引導到一個單一答案 : 彷彿只有死刑，才代表對受害者的重視。但事實上，死刑與受害者的修復之間，關聯非常有限。 首先，死刑並不能讓受害者「復活」，也無法真正處理創傷。許多受害者家屬的研究與訪談顯示，漫長的死刑訴訟程序，反而可能延長痛苦，讓人生被永久綁在加害者身上。真正有助於復原的，往往是心理支持、社會陪伴、制度性的照顧與承認。 其次，把所有正義都壓縮到「處死加害者」，其實是一種對受害者的簡化。它讓國家免於面對更困難的問題：例如犯罪預防是否失靈？社會支持是否崩潰？精神醫療、社會安全網是否缺位？這些才是真正攸關「下一個受害者會不會出現」的關鍵。 最後，反對死刑並不等於反對嚴懲。終身監禁、隔離高風險個體、完善監管與治療制度、完善監所處境、監所人力和復歸社會的支持，都是不越過殺人界線、卻能保護社會的方式。選擇不殺人，並不是對加害者寬容，而是對國家權力設下界線。 關心受害者，不該是用另一場死亡來交換，而是確保悲劇不再被複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