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起－「進入曖昧性社會」

文／林庭如 (2019.12)

每個人性格的建立，一部分是先天擁有，一部分是後天社會化所影響，即便我們擁有非常獨特的生命體驗或意志，其實都是被社會他者影響之產物，是我們沒有察覺到而已。因此自我與社會是絕對脫離不了關係的，不管要談的是自己還是社會，他們都是密不可分，相互牽引。所以我們必須先從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特性去反推，才能得知「厭世」為什麼會在當代那麼盛行。1980年，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共同提出的「第二現代」觀念。完全體現當代人類將面臨的生活、經濟、風險、全球化等狀態，也因此第二現代的種種特徵，早已潛移默化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這裡將只提及第二現代的部分特徵，「曖昧性」、「自反性」與個體發展之關聯性。

「第二現代性」的特質為秩序與失序、同一性與差異性、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安定性與不安定性等，種種性質相反的要素同時出現，彼此交錯參透。在此將簡略地解釋「第二現代性」與「曖昧性」之間的關聯。「第二現代性」強調的並不是一個線性的時間觀，而是一個新穎的概念，它著重的觀念在當代社會包含著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價值觀，此二者是同時並進的，可是它並不屬於現代主義亦不屬於後現代主義，但某些部分卻具有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特色。這也足夠解釋出「曖昧性」的觀點，它是兩邊分類之外的第三者，是明確存在的第三者。如同「顏色中的灰」，我們從不覺的它曖昧或是模糊，它是很清楚的、肯定的存在，只有當我們想起黑與白，與之比較後才覺得灰色模糊。會感受到模糊是因為我們找到黑與白之間的對立，並刻意去劃出那條界線，使灰色無法歸屬於黑或白的任何一者，那時，灰色才是模糊的。好比調色的過程中，用黑色混入比例較多的白中，筆上的黑將漸漸由最濃轉淡至中和成灰，調和出的灰亦由最深轉淺至均勻狀態，此期間，灰的轉變，能分成好幾個色階；每一個色階它都是明確的，都是一個肯定存在的樣態。因此曖昧並非是過渡期，它的本質就是一個明確的狀態。[1]

當代社會不斷地在變遷，尤其到了資訊高速傳遞的網路時代，不僅使我們的生活更便利，也讓許多社會革新週期調快許多，任何過去所執行的政策或是學者們所提出的生活指標、數據等分析用公式，可能早已不適用於這快速轉化週期的時代。胡晴舫《濫情者》的一篇短文＜不倫＞中寫到：「政治正確的格子線細細密密畫滿我們的人生版圖。……隨著每一代人的出生，格子線交織出來的形狀圖案就會不同……」[2]。此句話顯示每一世代的更替都將使社會既有的集體意識與價值觀等發生變化，而我們正處於這快速改變的世代，因此我們會比其他世代的人們倍感更多的不適，畢竟社會變遷其實已經快的超乎我們所有人的想像，並開始朝向不確定性發展－「曖昧的世代」。

在當代之中的「曖昧」，其實已經是指向一種明確的狀態，明確地指出曖昧的存在，也可說是以「不確定性去決定確定性」。如同我們的生活一般，每個人在生活中皆為實用取向，我們並不需要擁有科技工程師的超高腦力，也不用具有專業清掃人員的乙丙級證照，更不需要成為頂尖美髮沙龍設計師，但每個人依然可以便捷地使用電腦、手機，可以自己打掃家居，可以自行照理頭髮，即便我們使用的方法不是最正確、最妥當的，可我們依然能如此地活著，還活得很好。因為專業知識的多寡、正確與否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夠用就好。另一方面，當代社會的資訊傳遞快速與資訊量爆炸，強烈地影響現代人處理與統整資訊的方法，而當我們投入越多知識去探求時，反而讓曖昧性提高了，越來越多學者與研究發現，曖昧即是使用了太多知識所造成的。如何從眾多且龐雜的訊息中去思索最適合的途徑或最有效率的解決之道，成為人人必須面對的問題，也因此「曖昧是一種『反思的結果』」。（這裡的反思與下段將講述的反思性為不同名詞解釋）

「曖昧性」與「自反性」於第二現代是密不可分的關係，曖昧性如前所述，是由於第二現代同時具有確定性（建構制度）與不確定性（解構制度）等諸多相反對立卻互相滲融的狀態，而「不確定性決定確定性」的觀點其實就是「自反性」帶來的結果。因為自反個體所受的教育比以往更好，獲取的知識比以往更豐富，所以知識本身不再是確定、肯定的，而是極不穩定的，此由於知識的類型產生改變，而不是反理性或反知識。第一現代下的個體為「反思性」，第二現代下的個體則是「自反性」，此兩者已然為不同時代下的思考模式。「反思性」主要是將知識來源分成主體和客體（除主體以外皆為客體），主體經由反思，將客體的知識（秩序化下的知識）納入主體知識。但「自反性」是由於知識不確定下，變成自願性的自我探求，意思是，必須自己分析知識來源，必須自行判斷其正確與否，必須自行作出選擇，還必須自己承擔失敗與責任，這裡，足以說明了現代個體化的發展：「為自己而活！」。

人們認為「為自己而活」是每個人獨有的生活，其實不然。貝克夫婦提到：「為了在你死我活的競爭環境中生存下來，人們必須變得主動熱情、以創造力並顯得足智多謀，這樣才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理念，才能比別人更快、更敏捷、更有創造力……屬於自己的生活完全依賴於所處的制度環境……」[3]。因此「為自己而活」，其實也是潛移默化地從教育系統、勞動市場、官僚政策等一系列規範中引導著、甚至是迫使人們進行自我組織化、風格化。這可能已不是我們幻想出的「做自己」，而是為了各種社會層面的需求，我們被牽引至此而已，並且是在一個有規範的網絡中。

我們不再像以前的家庭企業一樣，需要世世代代將自身奉獻給家庭事業，每個人可以開始追求個人理想，這是時代變遷的效果，也是人類社會演化的成果。但我們也正因為與過往的青壯年所面臨環境、問題意識不同，而將有不同的挑戰。在胡晴舫《第三人》的書中提到：「草莓青年卻面對上一代人根本無法想像的環境，新科技開展了他們的視野，卻也給了他們前所未有的挑戰。過去那個威權社會因為高壓統治，資訊封閉，反抗有明確對象，市場缺乏競爭，環境卻相對穩定。今日草莓面對的社會，歷史結果依然不明確，道德價值多元卻也紛雜無解，更直接承受全球化競爭壓力。」[4]此番論述突顯了，當代社會環境的不穩定及紛亂龐雜，也應驗了第二現代給予了青壯年前所未有，甚至沒有先例可循的挑戰。當然這類的挑戰，不可能只發生於台灣：「巴黎郊區青年暴亂，阿拉伯之春，希臘抗議失控，到倫敦青年暴動，事後大量檢討均跟青年失業有關。」[5]全球各地並不是只有台灣年輕人才面臨如此大難，這也是全球化造成的影響之一，讓各國間的差異縮減。對四五六年級生來說，他們以前年紀輕輕就能有一番作為，能成家，能立業；能找到穩定且資新高的工作，還有多餘的錢能投資甚至置產等。看看年輕人…，不但工時長，薪資低，又高失業，且不被重視專業，就算有穩定收入也存不了錢，買不了房，何況養家活口，自己吃飯成問題了，更別談什麼夢想和抱負了。記得我尚在就讀高中時，身為社會新鮮人的七年級兄長，與四年級父親談話的內容：「就是你們這種年齡層的人，到了該退休的年紀不退休，霸佔職位，不做事卻照領薪水，我們底下的人還有什麼升遷的希望，當然一堆人做了一陣子就換工作了，他們又不傻，誰希望十年後自己還領著不到三萬的薪水？」這激烈的話語，主要是因為父親感嘆現在年輕人大不如前，在同一間公司裡待的時日極短，屁股還沒坐熱就急著跳去別處。或許將不同世代的人擺在一處，就會產生如此生存競爭的關係。

面對現實社會殘酷的逆境，不僅有七年級生的苦楚，也有八年級生的煩悶。八年級生並沒有好到哪去，也如同七年級生被貼上一個專屬的稱號－「厭世代」，不過，不同「草莓族」的是，八年級生可能很能接受自己被如此稱呼，相比七年級之下，或許我們很認命，知道這是一個不悲觀但也快樂不起來的世代。「厭世代」一詞的生成源自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吳承紘所撰寫的文章中：「他們是1990年代、民國80年前後，啣著滑鼠出生，素質最優秀的一代，卻也是在變化劇烈的年代中，徬徨、不安，疲憊地尋找光亮的『厭世代』……這樣的厭世感，是對處於貧流層低薪生活的反諷，不悲觀，卻也無法樂觀。」[6]普遍大眾認為厭世代所感受到的「無力感」，其生成的主因是因為「貧窮」、「失業」所致，但我更傾向於因為「第二現代」所造成的這種說法。上文中所提及的「徬徨」、「不安」可能才是主要因素。我們從小學習的事物，是在一套規範之下，這套知識體系已經無法滿足我們用於出社會的生活，甚至是有些不合時宜的地方。現今有許多舊體制早已跟不上這個世代，我們大聲吶喊，甚至付諸激烈手段，依然無法得到其他世代的理解與認同，使我們覺得自身力量的渺小且不具影響力，從而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巨大的「無力感」。不同世代間放棄了溝通，放棄了與對方相互理解，所以造成世代對立日漸深化！

最近的社會風氣所產生的世代對立，你可以認為是政治操作的意識形態分化，但實際上，這是「第二現代」下必然的結果，畢竟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思考邏輯模式，以往的教育也與現在不同。從「反思性」到「自反性」的差異，這或許是還處於「反思性」的人尚未能理解的。

最後因為怕這篇文章會長到令人難以消化，暫時就不補充「曖昧性」對於社會的實質影響，但想提醒各位，「現在這個世界已然成為了『個體』與『集體』相互影響且無法分割的世代」，不論你用什麼角度和立場解讀這句話（個人與社會、地方與國家、國家與世界，甚至是自己的心理狀態與社會心理、全球化心理），這句話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力，因為我們正活在「全球化的風險社會」，因此不要小看自己或覺得全球趨勢與自己無關，「因為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將影響著整個世界，而世界也一直在影響著我們」。

[1]　本小節參照魯貴顯、劉維公演講紀錄：現代性和曖昧性，吳昭憲、柯伊玲錄音整理

[2]　胡晴舫，《濫情者》，八旗文化出版，2017，p.113

[3]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伊莉莎白∙貝克-格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譯者：李榮山、范譞、張惠強，《個體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p.28

[4]　胡晴舫，《第三人》，麥田出版，2012，p.215

[5] 同註9，P.209

[6] 吳承紘，＜【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我們現在在哪裡？＞，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2017/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