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員——
每天早上,蘇聯分局通常以滑進位子整理資料、或閃進休息室倒咖啡、或匆匆趕往各路早晨會報(約九點一刻開始)的忙亂氣氛拉開序幕。前臺的電話通常已開始響個不停,等候區的位子也全部坐滿;可是,十月初的這個早晨並非如此。那天,前臺空空蕩蕩,休息室也一樣,打字組四周的每張辦公桌亦空無一人。
「怎麼回事?」蓋兒問泰迪.荷姆斯,後者半走半跑奔向電梯。他突然剎車,被腳下乳白色舊地毯的隆起絆了一下。
「樓上要開會。」泰迪說。「樓上」是杜勒斯辦公室的暗號,但他的辦公室其實在樓下。泰迪匆忙離去,我們回到座位,伊蓮娜已端坐打字機前。
「泰迪有說什麼嗎?」蓋兒問。
「我們輸了。」伊蓮娜說。
「輸了什麼?」諾瑪問。
「不清楚。」
「你們在說什麼?」凱西問。
「我沒辦法解釋科學的部分。」
「科學?什麼科學?」
「他們把某樣東西送上太空了。」伊蓮娜說。
「他們?」
「他們。那個他們。」她耳語。「想想看︙︙」她拖長尾音,指指石綿天花板,「那東西在上面。此刻,現在。」
那是個大小似海灘球、重量跟美國男性平均體重差不多、威力卻直逼核子彈頭的玩意兒。早在俄國國家通訊社「塔斯社」宣布「史普尼克」發射成功的數小時前,「全球第一顆人造衛星已抵達九百公里高空,每九十八分鐘即可繞地球一圈」的消息就已經在中情局蘇聯分局內傳開了。
既然男士們都不在,我們也搞不定任何工作。這會兒就只能活動指關節、左右張望空蕩蕩的辦公室。凱西把腦袋探過隔板。「『史普尼克』?這什麼名字啊?」
「聽起來像顆馬鈴薯。」茱迪應道。
「俄文『旅伴』的意思。」伊蓮娜說。「我覺得有情調的。」
「才不呢,」諾瑪說,「感覺好恐怖。」
蓋兒倏地站起來,閉上眼睛,在空中挑動手指、計算看不見的數字。然後她睜開眼睛。「十四。」
「啥?」我們齊聲問道。
「如果史普尼克以現在的速度環繞地球,那麼它每天會經過我們頭上十四次。」
我們同時抬頭往上看。
午餐過後,我們全擠在安德森辦公室的收音機旁(他不在)。目前沒有人獲知實際消息,但廣播員表示,全國各地不斷瘋狂通報可能的目擊事件─鳳凰城、坦帕、匹斯堡、還有東岸及西岸的波特蘭。彷彿除了打字組以外,大家都看到那顆人造衛星了。
「可是肉眼看不見人造衛星呀?」蓋兒說,「白天更不可能。」
電臺響起腸胃錠廣告音樂時,安德森也正好走進辦公室。「我大概也需要一錠。」他說。「看來,大家都挺認真工作的嘛。」
「巴拉巴拉,噗滋噗滋。」諾瑪輕輕做怪聲。
凱西調低廣播音量。「我們想知道是怎麼回事。」她說。
「誰不想呢?」安德森說。
「那你知道嗎?」諾瑪問。
「有誰知道?」蓋兒問。
安德森卻像個高中棒球教練,精神抖擻地用力拍手。「好啦,該回去工作了。」
「那玩意兒不斷飛過我們頭上,這要我們怎麼工作?」
安德森關掉廣播,像驅離鴿子一樣趕我們出去。我們魚貫離開辦公室,聽見安德森問伊蓮娜能不能留下來幾分鐘。他的要求不算奇怪,橫豎伊蓮娜本來就是打字組的一員。不過從她到職那天起,我們就懷疑她在局裡可能還有其他特殊職務,一些課外活動;至於她參與了哪些活動,我們不曉得。不論安德森要找她聊課後活動、或是談史普尼克的事,我們一無所知,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推理猜測。
整個週末,各式各樣的新聞報導紛紛出籠,從過度誇大(俄國勝出!)、愚蠢荒謬(世界末日?)、理性務實(史普尼克何時掉下來?)再到政治取向的(艾克怎麼做?)1都有。到了星期一早上,排隊通過總部安檢的人只剩小貓兩三隻,因為大批大批的男人全都去白宮和國會山莊開會,試圖平息全盤皆輸的恐懼;至於還留在總部的男人,則是一副從上週五就沒離開辦公室的模樣:腋下的白襯衫已微微發黃,睡眼惺忪,臉上鬍渣多日未刮。
十月過去。綠葉先橘再紅、然後轉棕,最後凋落。我們撈出衣櫃深處的厚大衣。蚊子盡數陣亡,酒館開始促銷熱甜酒,城裡處處都是燒枯葉的味道,就連市中心也不例外。某人帶來一盞南瓜燈、放在前臺展示(上頭還刻了鐵鎚與鐮刀),男士們玩起一年一度的「不給糖就搗蛋」,一桌桌纏著分局夥伴、輪番暢飲伏特加。
十一月則有個轟轟烈烈的開始,或者該說「大爆發」。蘇聯成功發射史普尼克二號,這回還載了一隻叫「萊卡」的狗狗上太空。凱西在休息室貼上尋犬啟事,照片底下寫著「笨尼克:環繞地球軌道後失蹤」,但立刻就被撕掉了。
局裡的氣氛越來越緊繃,我們也被要求加班留守,協助男士們進行會議。如果必須待到九點以後,有時他們會叫披薩或外帶三明治給我們吃,不過一般大多無法休息、也沒東西可吃,所以我們得記得多包一份午餐,以防萬一。
沒多久,「蓋特報告」2出爐,告訴艾森豪他已經知道的事實:不論是太空競賽、核武競賽或其他任何一項競賽,美國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遠遠落後蘇聯。
儘管情勢如此,中情局仍已著手策劃另一項武器,蓄勢出擊。
他們有史普尼克,我們有俄國文學。那時候,我們相信書也能成為武器,相信文學能改變歷史進程。中情局深知改變人心和思想非一蹴可幾,但為了更長遠的利益著想,他們仍決定投入戰局。中情局承襲戰情局精神,極度重視「軟性文宣」這個戰場─利用藝術、音樂、文學推動政治目的。目標:強調蘇維埃政府不容許自由思想,揭發紅色政權箝制、審查、甚至迫害國內最優秀的藝術家。策略:透過各種管道,將這類文化素材送到所有蘇聯人民手上。
剛開始,我們把小冊塞進氣球、再讓氣球飄過邊界;氣球一破,裡頭的文宣品就像下雨一樣落在鐵幕裡了。後來我們改成郵寄禁書至敵方陣營:起初,那群男士想到的好點子竟然是把書裝進「不起眼」的信封,然後「祈求好運」、希望其中至少有幾本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偷渡成功。不過在某次禁書會議上,琳達突然發表意見,建議他們用「假書封」做更好的掩護。於是打字組夥伴盡可能蒐集較不具爭議的書籍,譬如《夏綠蒂的網》、《傲慢與偏見》,拆下它們的陳舊外衣、再為禁書換上這些舊書皮,送進郵筒。不用說,這筆功勞還是算在男士們頭上囉。
約莫在同一時期,上頭決定我們必須更深入這場文宣戰。他們安排幾個人從局裡畢業、創立自己的出版社,或是贊助文學雜誌、協助帶風向。在政府黑預算挹注之下,中情局儼然成為某種讀書俱樂部(詩人、作家比普通讀者對免錢好酒更感興趣)。中情局把手伸進出版界,其程度之深,深到外人或許以為我們不玩情報、改混出版了。
我們列席男士會議,負責記錄,聽他們討論接下來想利用哪些小說。為了接下來的任務,他們辯論攻防,討論該以歐威爾的《動物農莊》為主軸、還是利用喬伊斯《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滲入敵營。他們全心投入、認真討論,彷彿《紐約時報》會刊登他們的書評似的。雖然認真,但我們總愛取笑這群男士的對話方式,說他們跟大學課堂討論差不多:某人先提出論點,另一人不同意,接著雙方越辯越離題。這類討論經常持續好幾個小時,若說我們不曾意識到自己突然打起瞌睡,那就是在說謊。
所以我們有氣球、有假書封、有出版社、有文學雜誌,其餘禁書則透過走私混進蘇聯。
然後齊瓦哥出現了。
這是一項可能反轉全局的任務。
《齊瓦哥醫生》(剛開始,組裡不只一個人覺得很難拼對全名)出自俄國當今最有名的作家「鮑里斯.巴斯特納克」之手。由於內容對俄國十月革命多所批判、並且帶有所謂的「顛覆思想」,故整個東方集團全面禁止該書出版。
乍看之下,這則描述尤里.齊瓦哥和拉娜.安蒂波娃蕩氣回腸、卻註定無法開花結果的史詩級愛情故事究竟何以能成為文攻武器,理由並不明顯。不過中情局總是獨具創意。
最初的內部備忘錄指出,《齊瓦哥醫生》是史達林死後、蘇聯作家端出「最具反叛意味」的文學作品,說這本書具有「極高的文攻價值」,因其「被動但一針見血地闡述蘇維埃政體對纖細、聰慧的人民及其生活造成何等劇烈影響」。換言之,這本書堪稱完美。
在蘇聯分局舉辦的幾場耶誕派對上,眾人酒酣耳熱、導致這份「齊瓦哥備忘錄」迅速傳開,速度比茶水間幽會的流言蜚語還要快。大夥兒不忘加油添醋,每傳述一次就添上半打好評:《齊瓦哥醫生》不只是一本書,更是武器,是中情局意欲奪取並偷渡送回鐵幕,交給蘇聯人民親手引爆的重量級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