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余英時教授認為中國的文化危機，來自於太想超越西方而做的「彎道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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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滿清統治超過百年的中國，從民國時代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直到今天都還沒辦法晉身先進國家之林。中國在改革開放引進西方資本、技術成立世界工廠之後，卻因為社會發展失衡，不得不加大政治上的種種限制，破壞中英聯合聲明、撤銷香港一國兩制的地位只是這股政治逆流的具體表現，種種倒退的表現讓喜歡中國的人與討厭中國的人都不免同聲一嘆：中國到底還要落後多久啊？
為什麼一個擁有眾多人口、尚稱充足的自然資源、實行國民教育的國家，卻一直無法完成現代化？余英時教授的「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這本書，著眼於文化層面的討論，並藉由回顧幾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來試圖解釋這個難解的問題。接著整理我認為幾個重要的論點如下：
百年來用過激的手法「超英趕美」產生的疲憊與失落感
…所謂「中國文化的危機」是指知識人在「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心態(mentality)之下，無法處理中國文化的傳統。他們為了趕快追上西方，於是不斷向西方搬取最新的、最激進(radical)的思想。但是在一套一套的西方思想都不能改變中國的現狀(status quo)時，他們便對中國文化的傳統越來越憎恨和輕鄙，因而反傳統的心理也越來越深化和激烈。這裡表現出中國現代知識人的一種急迫和焦躁的心情。（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余教授以上的分析，是指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知識人所遇到的困境，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民主與科學）之後，中國社會沒有明顯的進步；引進西方最激進的共產主義、甚至在1949年成立共產新中國之後，中國社會還是沒辦法穩定的成長、進步。把這股悶氣出在中國文化傳統上、產生了「文化大革命」之後，反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浩劫；而為了挽救文革後元氣大傷的社會，利用對西方世界改革開放來改善社會狀況，又因為發展失衡，不得不回歸政治上的緊縮與限制，演變成向全世界招商的世界工廠去摃上全世界的尷尬狀況，經濟上的倒退即將帶來全新的社會動盪。
百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與希望，換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與絕望，如此動盪不安的社會發展，來源就是「趕快追上西方」這頂大帽子。因為要「超英趕美」，所以要用最激烈的手段、快速的改革社會。人畢竟是會累的，社會也是一樣，用了種種超乎人類極限的方法想要「彎道超車」，沒有超到車，反而把自己撞得傷痕累累，這也是中國人焦慮心態的最主要來源。
公民社會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傳統的民間社會整個被革命暴力消滅了。私有財產權消失之後，現代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已沒有可能出現，因為「公民社會」只能在傳統民間社會的基礎之上才能逐漸地、自然地轉化出來。香港和臺灣在過去四十年間所經歷的社會變遷恰好可以說明這個道理。臺灣和香港是完全沒有經過「革命暴力」破壞的中國人的社群。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在這兩個地方反而成為現代化的精神資源--如家族的關係、勤儉的習慣、知識的重視、教育的發展等等。更重要的是知識人的思想在這兩個地區也沒有徹底的激進化；傳統的觀念和西方的文化價值互相接觸、互相刺激、互相融合。傳統的民間社會逐漸轉化為現代的公民社會。（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經濟發展有起有落，國家發展或進或退，不論外面世界的風風雨雨，能溫暖接納社會每個人的公民社會是國家穩定的基石。與中國強烈的社會動盪不同，臺灣經歷戒嚴、解嚴、西進中國造成的經濟淘空、中美貿易戰之後掌握世界樞鈕的半導體產業…在起起落落的經濟發展、統獨拉扯的國家定位之下，逐漸形成的民主自由公民社會是臺灣社會最珍貴的資產。我相信在Covid-19的考驗之後，臺灣的公民社會一定可以更茁壯，成為臺灣人更穩定的後盾。
革命的果實最後讓社會的邊緣人獨享
中國現代革命的倡導者大致都是理想主義的知識人，但革命的果實最後卻毫無例外地落在各階層的邊緣人的手中。這些邊緣人肆無忌憚--「無法無天」；他們沒有現代的知識，不能進行建設性的工作，然而他們擅於製造混亂和破壞。因為只有混亂和破壞中，他們才有奪取權力、占領社會中心的可能。激進的思想恰好成為他們最有力的精神武裝。（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中共黨內自始便存在著兩種不調和的勢力：農村邊緣人集團和城市邊緣人集團。這兩個勢力在延安時代暫時統一了，並且統一在毛澤東的個人統治之下…但毛澤東基本上是農村邊緣人出身，他對於城市邊緣人從來沒有信任過…（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
余英時教授用「社會的邊緣人團體」生動的形容中共革命集團，尤其是毛澤東本人。這些邊緣人最不希望國泰民安，因為在穩定的社會裏，他們是一定會被忽視的族群，所以在建國之後，毛澤東還是念念不忘於革命。得天下之後的治天下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慣例，在戰亂之後，全國期待的是建立制度以及社會安定，但是毛澤東卻用不停的「革命」來造成社會的動盪，以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余英時教授用黑格爾的「否定意志」(negative will)來解釋毛澤東的思維模式，他只有在不斷的破壞活動中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
一直到今天，中國共產黨都還是獨攬政治上的最高權力，不容其他人挑戰黨的權威，不論經濟上如何開放，政治上只有中國共產黨說了算，這就是「社會的邊緣人團體」控制中國人民的不二法門。在中美貿易戰開打後，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馬上受到限制，其實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除了可以用民族感情來控訴西方世界的無情無義、形成同仇敵愾的全民共識之外，也可以重新拿回因經濟開放而不得不下放的政治權力。所以不論世界各國是否停止對中國的投資，中國共產黨都是最後的贏家。
簡而言之，中國共產黨能統治中國到現在，靠的是「變」，而不是「常」。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文化大革命」，接著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決定改革開放，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以及現在的中美貿易戰，中國共產黨都是靠著不停的變動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中心。身為毛澤東的信徒，他們最怕的是社會趨於成熟穩定之後，會漸漸唾棄他們的一黨專政，所以社會一定要維持某種程度的劇烈變動，不管這個變動是進步還是退步。繼承毛澤東「否定意志」的共產黨員們，專長就是利用社會的動亂來壯大自己，有這種整天把「喪事當喜事辦」的萬年執政黨在統治中國，中國要如何發展成真正的強國？
對西方又羡慕又憎恨的扭曲心態，讓中國和俄國這對難兄難弟百年一直進退失據
所謂「羡憎交織」的心理狀態起於企羡和憎惡的情緒受到壓制，而又不可能得到滿足。它的社會學基礎有兩個方面：第一是一個民族（或個人）自認對於它所企羡的對象基本上是平等的；第二是在現實上它和對方是處於不平等的狀態，以致這一理論上存在的平等幾乎沒有可能完成。…它的存在和影響則相當普遍，如法國之於英國，德國之於英、法，俄國之於西方各國，都是顯例。（自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
俄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既是西化派的主要代表，也是幻滅的民粹派…；他們已下定決心要拒斥西方了。他們可以說是「反西方的西化派」的原型。他們在一九一七年發動的革命便是要毀滅俄國師法了兩個世紀的「西方」，這場革命當然首先毀滅了俄國自己的文化傳統；但他們認為這是必須而且值得付出的代價。列寧的國際主義的背後也藏著一股「羡憎交織」的俄羅斯民族情緒，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俄羅斯人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率先進入社會主義。這便是俄羅斯民族的驕傲，他們在與西方長期競賽中終於勝利了。（自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
受俄國一路扶植的中國共產黨，與俄國面臨了類似的文化認同問題，甚至更糟糕的是：與俄羅斯不同，中國在十六世紀以前，是全世界公認各方面都勝過西方的超級大國。到了十九世紀鴉片戰爭被打得灰頭土臉，才赫然發現自己已經落後西方太多，並且在百年的追趕後還是遠遠不及，這樣從天堂掉到地獄的強烈失落感所產生的「羡憎交織」，遠遠超過俄國。
直到今日，中國雖然在政治上反美（憎），但是在科學、軍事、經濟上卻一直努力趕上美國的水準（羡）。羡慕西方的結果，是中共高官的子女紛紛移民到歐美各國；憎恨西方的結果，造成在國際政治上的「戰狼外交」屢屢碰壁，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種種矛盾交錯衝突之下，造就了中國難以理解的複雜面貌，追根究底都可以從「羡憎交織」這種心態去分析，余英時教授也鼓勵大家從比較史學和歷史社會學的觀點去進一步探討這個課題。
結論
余英時教授在「歷史與思想」這本著作裏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申論：
正由於思想可以創造歷史，並且實際上也一直是歷史進程中的一股重要的原動力，所以人對於歷史是必須負責的…
因為人必須對歷史負責，所以「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這本書除了著眼於中國的文化危機之外，更把重點劃在主導時局的這些歷史人物上。這本書提到了曾國藩、王國維、胡適、錢穆、費正清、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馮友蘭、孫中山、林語堂、理雅各、王韜、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於中國近代思想史有興趣的讀者，或者是一直搞不懂現代中國發展模式的讀者，是值得一讀的重量級作品。
我讀「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最大的心得，就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部分。百年來中國人不停的怪罪中國傳統文化是造成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文化大革命」的響亮口號「破四舊，立四新」更是深得人心，就算是不認同文革的人也多少會認同這樣立竿見影的鐵血手腕。但是文化的演進是連續的、不可分割的，沒辦法一刀兩斷的直接從「舊」跳到「新」，文化上的除舊佈新往往要經過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努力，才能漸漸的看到效果。從「舊」跳到「新」沒有速成的捷徑，妄想一步登天的結果，「除舊」卻沒有「佈新」，最後就會落得像中國的下場，困在比傳統帝王還專制的一黨專政噩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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