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商朝的文化傳統,是拿活人當作奉獻給神明的祭品嗎?
1959年,考古學家在安陽殷墟,發掘出了一座特殊的墓葬坑。墓葬坑一共分為3層,埋葬了73名死者。 死者包括成年人、青年,嬰兒;經過研究後,這3層的人是被分別3批處死的,屍體上覆蓋了硃砂粉、摻雜著炭灰的土壤和粟米。
墓葬坑裡還有大量的青銅器和被打碎的陶器。
根據考證死者是商朝末年,居住在殷都的貴族戍嗣子一家。身為貴族卻慘遭滅門?學者研究這可能與商朝宗教傳統有關,獻祭越是高身分的人越能取悅先王及諸神。戍嗣子可能不小心觸怒了紂王,就被當成祭品了。
最諷刺的是,用來紀念接受王的召見的鼎也被放入了祭祀坑裡,只能說真的坑。
這只是商朝人祭的冰山一角,在殷墟王陵區遺址的附近,考古學家還發掘出兩千多座規模不一的人祭掩埋坑,保守估計每個坑裡都有五名左右的被獻祭者,所以共有一萬人死於這樣的宗教活動。由此可見這種殘酷的殺人祭祀傳統,在商王朝時代很是流行。
再細研究,人祭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形式:
一、把人夯築在地基內,用作建築物的奠基,可稱之為“人奠基”。把人奉獻給土地之神,用以交換神對建築物的護佑。或是通過施展巫術,被殺者可能也會變成守護建築之鬼。
二、把人作為食物或僕役獻祭給神或祖先之靈,這是狹義的“人祭”。
三、把人作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內,可稱之為「人殉」。當時的人們認為尊貴的人在死後會變為神靈,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給他(她)帶上一些僕役和食物。
讀到這裡我的疑問多餘震驚。
在我們熟悉的歷史論述中,商朝最後的君王紂是因為暴虐的統治,失去了民心才最終失去了國家。但《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這本書認為,或許滅國的責任不該是紂王來扛,商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支撐整個商王朝統治的活人祭祀與對外征戰,激發了周邊部族的反抗。直到的周族部族發出致命一擊,完成改朝換代的壯舉。
活人祭祀這個詞似乎不在中華文化語碼裡,它是怎麼起源又是怎麼消失?
周朝與商朝的對抗過程,也沒有留下太多的資料紀錄。雖然有民間小說《封神榜》,把武王伐紂的故事寫了下來。從商紂王題詩調戲女媧、蘇妲己進宮魅惑紂王做為開端,再以姜子牙輔佐周武王伐紂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了商朝與周朝的對抗。裡面有著許多闡教、截教諸仙鬥智鬥法、破陣封神的故事,最後以姜太公封諸神和周武王封諸侯做結尾。
但那本書考據可能最早出自明朝,甚至不能當作遠古留下來的神話看待。
《翦商》值得一讀的地方,是嘗試用考古資料解釋這一段空白的歷史。周朝留下的禮樂制度影響了接下來的後代五千年,而從商朝過渡到周朝也意味著中華文明邁向成熟。《翦商》從考古的發現來闡釋以前商朝的生活樣貌,把那些原本像是神話的故事,變得立體豐滿。下面整理了三個大框架來分享這本書: 1.商朝人的起源與殘忍的祭祀文化為何存在? 2.原本居於陝西周人,又是怎麼崛起壯大? 3.周人如何實現滅商的壯舉?
這些問題很多都還沒找到一錘定音的答案,但我喜歡《翦商》作者對於考古素材解讀的想像力。
所以,或許商紂王在歷史上表現出的殘忍暴虐是情有可原?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辭時,以色列考古學家吉迪·謝拉赫(Gideon Shelach)曾經試圖總結人祭繁榮的必要條件。他認為當早期人類社會有了一定程度的復雜化,開始形成王權和統治階層,但統治體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穩固時,統治者需要借用一種強大的機制來維持其權力,這就是人祭宗教和戰俘獻祭行為產生的基礎。
這個階段,吉迪稱之為「早期國家」或「復雜酋邦」。
商朝當然早已經脫離了早期國家的程度,有穩定的管理體制。建立商朝的商民族起源紀錄在《詩經》裡,祖先是一位名叫簡狄的女子,她在野外吞噬了一枚來自玄鳥的卵後生下了兒子契。契是一位能幹的部落領袖,他率領自己的親屬和部眾,來到今天河南境內的商丘定居,因此自稱為「商人」。他們崇拜的圖騰是鳥,侍奉的最高神明叫「帝」。在傳說中,從第一代首領契到滅掉夏朝,建立商王朝的成湯,商人一共有14任部落領袖,先後遷移居所達八次之多。
商人的特長是游牧和貿易,這也「商人」這個名稱的由來。
在滅掉夏朝時商人已經有了初步的文字系統,這套文字不僅用來交流與記事,也被刻在龜甲和其他獸骨上進行占卜,這就是中華文明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開國二百年後商朝的統治疆域,已經是前代夏朝的十倍以上。領土越大就面臨越多的管理問題,商王朝保留夏朝的都城二里頭的同時,修建了兩座全新的中心城市,分別位於今天的河南偃師和鄭州(二里崗文化)。它們都有興旺繁榮的居民住宅區和手工業作坊,以及相比夏朝時更高大的城牆、宮殿。
作為第一個靠軍事侵略而成功稱王的部落,商朝更有生存的危機意識。
因此商王朝開始了不斷的對外擴張,目標是是礦產豐富的地區。商朝人有三項戰爭利器,一是越來越普及的青銅器技術,在戰鬥力上更具有優勢;二是小麥、水稻等的產量提高,支持了人口成長;三是有組織的官僚系統,能有效管理糧食儲備來發動長期的戰爭。
商王朝的勢力,很快就擴展到了山西和湖北境內。
從商朝開國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開始,出現了大規模殺戮活人作為宗教祭祀祭品的行為,還有專門的祭祀區域,甚至連民間也有零星的人祭行為。作者認為商朝人的人祭宗教是為了凝聚族群的手段,他們需要構建一種維系自我認同的宗教文化。用人獻祭是最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此區分執行獻祭的「我們」(商族人)和用來獻祭的「他們」(非商族群)。
以此祈求天界的福佑,獲得君臨大地和統治列族的權力。
和後世大多數宗教不同,商人的世界觀和宗教道德觀非常獨特,他們認為世界是冷酷的,充滿暴力、殺戮、掠奪和不安全。商朝人不認為鬼神有明確的善惡觀念,或者說,商人沒有明確的善惡觀念,所以也無法想像鬼神會有。商人認為鬼神會隨意給任何人降下災難,即便是商王也難免。所以,為了讓鬼神和祖先滿意,必須頻繁開展宗教祭祀活動。
以活人作為奉獻,才能讓它們滿意,繼續庇佑自己。
周人的祖先,位在當時華夏文明核心地帶外圍,被視為野蠻人的羌民族。在商朝前期,周族面對商朝的軍隊軍事擴張中,無法抵抗被迫向北遷移。 到了關中地帶咸陽長武縣附近的碾子坡,通過貿易,用牲畜向商朝換來了生存必需的商品和青銅器製造技術,直到紂王的曾祖父武乙繼位,周族才重新返回了周原定居。
但此時,周族只是商王朝在西部邊疆的附庸。
周族非但沒有正面挑戰商朝的實力,而且還為了獲得了商王的認可,要肩負沉重的義務。這個義務就是直到滅商之前的這50年裡,定期捕捉數十位山地的羌人獻給商王朝,支持活人祭祀的需求。這段歷史在書裡和文獻裡幾乎被抹去,但文王創作的《易經》中還是留下了記載。《易經》中大量出現了「孚」字,作者認為這個字等同俘虜的俘。就是因為周人需要經常占卜,來預測每一次出徵作戰的手氣。
為的是希望盡量多抓俘虜獻給商王,求得平安。
在這種為宗主持續掠奪人口的戰爭中,周人的實力逐漸壯大,也逐漸變得驍勇善戰。到了周文王周昌在位的時代,文王因緣際會的覲見前來巡視的紂王,還獲得了押送俘虜前往殷都的機會。這段相遇改變了整個世界,文王見識到了祭祀場面的恐怖。
甚至連自己也入獄三年,差別成為被獻祭的活人祭品。
三年的牢獄生涯之後又發生了兩件事情,讓文王堅定了滅亡商朝的決心。第一件是在牢獄生活苦心創造的《易經》占卜體系中,得出一個神啟:商朝的統治不會永久持續下去,周族很可能會取代他;第二件事則是兒子伯邑考的慘死。
不同於《封神演義》中故事裡,伯邑考是因為拒絕了妲己的勾引,才被誣陷讓紂王下令,做成肉餅賞賜給文王吃。
不過或許這只是商朝傳統祭祀文化的產物。按照姜太公寫的《六韜》、屈原的《天問》來看,紂王一方面為了籠絡文王,賜予了外圍諸侯頭銜「西伯」,有了西方土地的征伐權利;但另一方面,又按照商朝血腥的人祭宗教傳統,舉辦了一場高規格的祭典,作為冊封儀式的組成部分。在祭典上,紂王下令殺死了身份高貴的伯邑考當作祭品,命令全體參與者分享。
而周文王本人被迫參加了祭典,「行禮如儀」的完成儀式。
因為文王的表現良好,在紂王眼裡這是周族從野蠻變為文明的開始,放心的讓周人返回封地。回去沒多久後,文王自稱受到了天命,授命要消滅商朝。周族開始了頻繁的擴張,吞並了密國、黎國、邘國等小國,第六年還滅掉了商的重要西方屏障崇國。其中,邘國位於今天的河南沁陽,距離商朝的殷都,直線距離只有200多公里。
不過這裡還必須提一個人,姜太公呂尚。
在遇到周文王的時候,呂尚在殷都當屠夫,在當時這是個非常低賤的職業。但因為當時商朝最依賴的資訊來源是占卜師,而占卜師又需要牛骨來作為占卜材料,所以呂尚對商朝宮廷內的秘聞比許多內部人士都還瞭解。一起返回周族領地後,呂尚就開始緊鑼密鼓地開展工作,包含了聯絡了自己的親族羌人部落。
這些再再都讓呂尚成為了文王用兵與權謀的第一智囊。
第一段提到文王自稱受到了天命要消滅商朝,為了讓自己的部眾和盟友相信,反商大業是得到鬼神眷顧的。周文王進行了一場宗教革命,推出了一位全新的神「上帝」。這個概念本身來自商人的宗教系統,但文王宣稱,「上帝」是獨一無二、全能的至尊神,不僅僅是商王朝的保護者,還會獎勵保佑那些符合自己道德標準的人,而懲罰背棄那些作惡、違背自己意志的人。
這些概念的高明之處不只凝聚了盟友,也拉近了與商朝貴族的心理距離。
滅亡崇國的第二年,年邁的文王去世,繼承者是他的兒子,武王周發。此時的周國力強大,已經占據了整個關中地區,還有晉南和河南的一部分。這裡有一個疑問,為什麼這期間紂王都沒有跟周族發生戰鬥?
現在史料難尋,只能說紂王的朝廷可能已經無法正常履行職能。
武王繼位後只花了四年就滅亡商朝,雖然他並不相信父親的天命說,也常常被噩夢困擾,但作爲周族軍隊過去十年來的實際統領,武王依然號召力強大。繼位的第二年,武王就舉行孟津會盟,公然與商朝決裂。再過了兩年,西元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東徵,連同盟軍在內,武王麾下兵力有四萬五千人,戰車三百輛,一路勢如破竹。
在二月二十一日晚間,武王的軍隊就到達了殷都南郊的牧野。
決戰時刻周族對面的商軍,據說有達到七十萬人,實際上應該不可能有這麼多,但商軍的兵力應該是仍然是碾壓性的多。年過六十的呂尚首先率領部下,以必死的信念帶領步兵沖向敵軍。武王本人也率領三百輛戰車傾巢出動,跟隨在自己的老師後面作為增援。
不合理的行為卻帶來不合理的結果。
商朝大軍突然崩潰瓦解,開始自相殘殺。或許是看到周軍義無反顧的沖鋒,商軍中的密謀者終於鼓起勇氣,倒戈殺向紂王中軍。接著,周族聯盟的聯軍全部投入了混戰。最後,惡戰在一個上午就宣告結束,紂王兵敗如山倒。在逃回殷都之後,他登上了鹿台,把宮殿里珍貴的寶物齊聚身邊,然後自焚而死。在後人看來,紂王的死,是一種窮途末路下的無奈。
但按照商代的宗教理念,這是最高規格的祭典,以帝王自己作為犧牲,奉獻給了鬼神和先祖。
牧野之戰的勝利,讓武王的大軍能夠進入殷都,但這僅僅只具備某種象徵性意義。新建立的西周王朝,其實也沒有很先進的科技實力,所以還耗費了將近五年,才對商王朝舊有領土實現了有效控制,安置商王朝數量眾多的遺民。
也推出了全新的宗教、政治與社會制度。
在滅商的第二年,享年54歲的周武王,不堪重重壓力去世。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成為攝政大臣,輔佐年幼的周成王進行統治。 因此可以說,周公才是西周政治與社會制度的首席設計師。周公主政的前三年,平定了一場周王朝內部貴族勾結商朝殘餘勢力的叛亂,隨後,開始分封周王的親族與滅商的功臣到各地當諸侯,並拆解商朝舊有貴族,鞏固周王朝在各地的統治。
這就是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封建制」。
截然不然的禮儀制度也是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號召之一,在周公乃至後世的歷代王朝統治者眼裡:德,是所有人在世間生活都必須遵守的道德倫理原則與秩序。在某種程度來說,德,也是讓國家走出宗教控制的手段,防止再有人假藉祭祀殺人。
往日恐怖的集體人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僅僅是豬牛羊這些尋常動物。
在周代文獻記載中,幾乎所有關於商代人祭宗教傳統的記載也都被仔細抹去,那種殘酷的行為,被重新解釋為紂王個人的殘暴。同時,周代王室貴族還被鼓勵和商代貴族遺民通婚,通過柔性文化融合,消除潛在的反抗隱患。
自此,商周之變真正改變了中華文明的樣貌。
周朝所開啟的禮樂文明,逐漸取代了商朝以人祭為基礎的鬼神文化;由周公首創,孔子發揚光大的人本主義精神,也代替了商朝幾百年來的宗教神秘主義。兩者疊加在一起,成為支撐中華傳統文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