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喜歡「勸人」的社會，我們早就習慣了一種溫柔暴力。你低落了，有人說：「你要樂觀一點。」你崩潰了，有人說：「堅強點好嗎？」你痛苦地無法前行，卻被催促著「放下過去」，彷彿一切困難只是「想太多」的結果，而非一場持續消耗內在能量的隱形病痛。
這樣的語言，是愛嗎？也許原意如此。但當一個人身處幽暗低谷，這些「看起來正面」的句子，反而成了刺耳的迴響——它們並不企圖理解，而是在推卸不理解的焦躁下，拋出的冷冰冰命令。
我們很少被教導如何說話才能不造成傷害。我們學的是語法，是文法，是敬語與稱謂；卻未曾學會如何用語言擁抱一個在痛苦裡的人。當一個人陷入憂鬱、焦慮、創傷後壓力時，他最怕的不是自己的脆弱，而是身邊那一句句「以為是關心」卻讓人感覺孤立的好意。這些語句像是「你怎麼還沒好起來？」「別人比你更慘都撐住了」「這種事想開就好」，讓受苦者的內在更加封閉，產生「我果然是個不值得被理解的人」的自我厭棄。東方文化中的家庭與社會結構，讓這種「勸人」成為一種道德規訓的手段。我們從小被訓練如何閉嘴、如何聽話、如何乖巧，情緒被當作不成熟、羞恥的象徵。於是長大後，我們學會了壓抑、逞強與微笑著崩潰。
而那些在自閉症光譜上、或具有情緒困難特質的人，更是這種「文化暴力」的受害者。他們的語言不是不禮貌，而是直接；不是冷漠，而是不會偽裝。他們也渴望連結，只是不知道怎麼在這個要求「語氣要和煦、表情要溫柔」的社會裡找到自己的容身之處。
這使人想到一種日常的微型創傷：在對話中被糾正禮貌，在分享脆弱時被教育，在誠實坦白後被懷疑動機。他們不是不想學習，而是「已經很努力了」卻仍然被當成不夠格的溝通者。
這樣的現象不只是語言上的衝突，更是文化層級的傷害。
當東方文化將「心理疾病」視為恥辱，當家長用羞辱與恐嚇代替對話，當老師懲罰學生靜坐而非傾聽心聲，當主管認為「你有病不要來上班，那是你個人的問題」，整個社會就在不斷生產一批「隱形病人」：他們活著、工作、交談，卻在每一場人際互動中逐漸磨損自己的尊嚴。
但真正令人痛心的，是當這些人好不容易開口時，卻還是被一句「你不要老拿自閉症當藉口」封喉。他們想解釋，但對方只想糾正。他們希望理解，但得到的是「你要改進」。
這樣的世界，難怪有那麼多人選擇沉默。
可是，我想說：語言不該只是一種規訓的工具，它可以是橋、是手、是燈。它可以不是「你應該怎樣」，而是「我陪你怎樣」。不是「你不可以這樣」，而是「你是不是很難受？」
一個人真正能被療癒的，不是靠別人教他怎麼做、罵他不夠好，而是靠有人願意坐在他身邊，不急著讓他好、不催促他振作，只是靜靜地在那裡。用語言建立安全，而不是製造更深的羞恥。
我們需要的不是更有技巧的說話方式，而是一顆願意真正聽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