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是這麼短，遺忘是這麼長。
——聶魯達，〈今夜我可以寫出〉
聶魯達回憶錄的最後一章名為〈既可愛又殘酷的祖國〉。他的祖國智利，在太平洋彼端的南半球，其實和台灣有些相仿的歷程。
1924年，出版《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時的聶魯達。
1986年，198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出版了《智利秘密行動》，這本書以第一人稱視角，描寫導演米格爾・利汀（Miguel Littín）如何以假護照、假身份潛回暌違十二年的祖國智利，在當地拍攝紀錄片後再帶著紀錄成果逃出國外的經過。
當時的智利，正處於軍人獨裁統治之下。馬奎斯在他的諾獎演講〈拉丁美洲的孤獨〉中這麼說：「（拉丁美洲）經歷了五次戰爭和十七次軍事政變，竄出一個惡魔般的獨裁者，正在以上帝之名，進行我們這時代首次的拉美種族文化滅絕……」
1990年，《智利秘密行動》在脫離戒嚴體制未久的台灣出版，同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也終於由1973年政變以來的總統職務卸任（根據他「任內」通過的憲法，他具有終生參議員的資格，而享有智利的司法豁免權）；現在的智利是個歷經不流血革命，還走在轉型正義路上的民主國家。
在1973年9月11日的政變以前，智利原本也還依循著民主選舉，左派立場的總統阿言德在政變中身亡。12天之後的9月23日，197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聶魯達在首都聖地牙哥的一間診所中去世。
有人說他是因心碎而死——身為智利共產黨員的他，是阿言德的熱誠支持者——儘管聶魯達當時確實罹患癌症，但同樣與左派友好的馬逵斯大概也會贊同這種說法。聶魯達在阿言德死後立刻為自己的回憶錄添述了關於阿連德的部分，他堅信阿言德是被機槍掃射而死的（軍方宣稱阿連德是自殺；近年驗屍的結果是，他死於兩顆子彈），而聶魯達自己的死，至今也有人堅信是謀殺。
因為在許多彷彿此刻的夜裡我擁她入懷，
我的心不甘就此失去她。
即令這是她帶給我的最後的痛苦，
而這些是我為她寫的最後的詩篇。
聶魯達不甘心失去智利，應該也少有人甘心失去聶魯達。如果你讀過他的詩，或許會甘心讓遺忘更加漫長。
從文學新星到外交官
1904年7月12日，一名叫做內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爾托（Neftali Ricardo Reyes Basoalto）的小男孩在帕拉爾小鎮的鐵路工人家庭出生，後來搬到特木科城。小雷耶斯很早就開始展現自己的文學天分，他第一次在《明日》（La Mañana）雜誌發表創作時僅有13歲。
儘管父親一直反對兒子對文學的興趣，雷耶斯仍得到許多人的鼓勵，例如當時在特木科任教的智利詩人加布葉拉・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這個筆名來自她所景仰的兩位作家，加布里埃爾・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與腓特烈・密斯特拉（Frédéric Mistral），後來她成為成為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諾貝爾文學獎拉美女性得主。
而持續更換筆名（以避免父親干涉的）雷耶斯，則在雜誌上看到一個捷克姓氏後，決定以這個父親找不到線索的字定為自己使用的筆名：聶魯達（Neruda）。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聶魯達，〈詩〉
原本父親為聶魯達安排的生涯規劃，是持續在聖地亞哥學習法語，直到日後成為一名法語教師。聶魯達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1924年，聶魯達以《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聲名大噪，成為進入智利詩壇的敲門磚。
由於拉美國家有授與作家官職的傳統，聶魯達大學畢業後便被派任駐緬甸領事；1927年，23歲的他開始外交官生涯，赴任地都是當時仍被殖民的亞洲地區：緬甸、錫蘭、爪哇、新加坡，這段時間的歷練與生活經驗，讓他從一個寫作浪漫情詩的年輕人逐漸變得務實起來。1934年起，他接連被派赴布宜諾斯艾利斯、西班牙巴塞隆那以及馬德里（前任駐馬德里領事，正是米斯特拉爾）。
在馬德里，聶魯達與許多西班牙詩人如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拉法埃爾．阿爾維蒂（Rafael Alberti）過從甚密。他在這裡面臨了一生的轉捩點：西班牙內戰。
聶魯達與妹妹，1916年。
西班牙內戰：反法西斯與左傾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內戰爆發。8月18日，羅卡在故鄉、也是內戰首當其衝的格拉納達被佛朗哥一派叛軍逮捕，接著遭到殺害，9月初才得知羅卡死訊的聶魯達震驚且悲痛不已，之後和持中立態度的智利政府決裂，失去領事一職。其實，在戰爭開始後不久，聶魯達就寫下〈獻給陣亡民兵的母親們〉一詩，交給成立「反法西斯知識分子聯盟」（Alianza de Intelectuales Antifascistas）的阿爾維蒂，但要求匿名發表，因為「我現在還是個外交官」。
離職後的聶魯達和阿爾維蒂搬去巴黎租屋同住。他和英國作家南茜・丘納德（Nancy Cunard）創立《世界詩人捍衛西班牙人民》詩刊，並協助辦理「世界反法西斯大會」，邀請拉美作家參與。1937年7月，大會在馬德里及瓦倫西亞召開，美國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秘魯詩人瓦烈赫（Cesar Vallejo）、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都是座上賓，還包括初出茅廬的墨西哥詩人帕斯。
除了出版刊物、聯絡作家組織，在西班牙內戰後一年，聶魯達便完成了詩集《西班牙在我心中》。戰爭改變了他的寫作風格，讓他這時期的作品再不復先前的浪漫。
啊，從那時起就是血，
帶著飛機與摩爾人的盜匪，
帶著戒指與女伯爵的盜匪，
帶著唸唸有詞的黑衣修士的盜匪，
他們穿梭過空中殺害兒童，
街道上兒童們的血單單純純地
流著，正像兒童的血！
——聶魯達〈我述說一些事情〉
不過，文藝界的吶喊並不能改變戰局的趨勢，正如畢卡索的〈格爾尼卡〉無能重建轟炸的廢墟。馬德里仍在1939年3月28日陷落，4月1日，這場戰爭以佛朗哥的勝利告終，數十萬西班牙難民在法國的集中營流亡棲身。當時再度被智利政府任用的聶魯達又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受命負責西班牙移民事務，排除法國政府抗議及智利總統一度收回成命等問題，親自在港口辦公，讓西班牙難民得以乘船移居智利。這是那場讓他心碎的戰爭後，最讓他自豪的一件事。
1940年冬，聶魯達已經轉任墨西哥總領事，但他的反法西斯傾向仍持續著；阿爾維蒂等多位他的親密好友，都是共產黨員或左派知識分子，在他1943年回到智利以前，聶魯達寫下多篇長詩讚頌蘇聯紅軍和紅軍在史達林格勒的戰役。
政治與流亡
而我，在車中，像發霉的煙，
跟著這麼多沒有活力的人，
承受著這麼多的死亡，
感覺自己迷失在一次
除了衰竭的心以外，沒有什麼
東西移動的旅行當中。
——聶魯達，〈火車之夢〉
1945年，聶魯達因出色的政治作品獲得智利國家文學獎，並且獲選國會議員。思想早已左傾的他，沒有意外的加入了智利共產黨。
1946年，聶魯達和智利共產黨支持的岡薩雷茲・魏德拉當選總統，但魏德拉執政後，卻在1948年發布「永久護衛民主法」，禁止共產黨進行任何活動並撤銷其黨員的公職。二戰結束後，在美蘇對立的局勢下，美國自然不願自家後院的拉丁美洲有親蘇聯政權存在——後來1973年的那場政變，也有美國的影子——整個冷戰期間，只有卡斯楚掌權後的古巴始終是共產主義陣營的一員。嚴詞批判魏德拉的聶魯達，淪為總統下令追緝的逃犯。
聶魯達在1949年逃到墨西哥，持續流亡。這段流放之旅中他曾前往蘇聯、中國等國，並獲得熱烈的歡迎。最後，他定居在一個靠海的義大利小鎮上，每天聽海、寫詩。直到1952年魏德拉卸任，左派政治勢力重新抬頭、政府取消對共產黨員的拘捕令，聶魯達才重返故國。
回國後，聶魯達在1953年獲得蘇聯政府頒發的史達林和平獎，但當時蘇聯政府的獨裁作為與緊張形勢，並且把知名作家如《齊瓦哥醫生》作者鮑里斯．巴斯特納克打為反動派驅逐，加上1957年，他在阿根廷訪問時被捕，曾讓聶魯達反思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想。馬逵斯還跟他抱怨過，莫斯科刪除了俄語版《百年孤寂》中性愛描寫的段落。可是，聶魯達也從沒放棄左派的思想。
晚年時的聶魯達。中年以後，畫家帽和煙斗成了他的標誌。（時間是一把……）
詩人不是小小的上帝
1959年，卡斯楚和切・格瓦拉領導的古巴革命取得勝利，大感興奮的聶魯達寫了詩集《英雄事業的讚歌》並在古巴出版。此時，聶魯達早已是有世界聲望的詩人，被提名過多次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反美親蘇的立場對他的文學活動並非毫無影響。1966年他受邀參加國際筆會在紐約的會議，差點不得入境；受CIA扶植、資助多國刊物的自由文化協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也曾予以敵視和攻擊。
但聶魯達終究得到世界該給他的榮耀，並見證理想在祖國的破滅。
1969年，聶魯達一度被智利共產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不過他為了左派勢力的團結而退出，轉而支持後來擔任總統的阿言德。阿言德執政後，除了將銅礦、銀行等產業收歸國有，進行「智利社會主義之路」的改造，還打破美洲國家組織條約的規定，與古巴建交。
1971年，瑞典學院終於將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給予聶魯達。在他的獲獎演說中有著這樣一段話：
詩人並不是一個『小小的上帝』。不是，不是『小小的上帝』。詩人並非命中注定地要比從事其他工作或職業的人高明。我常說最好的詩人就是每天為我們提供麵包的人：離我們最近的麵包師，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上帝。他要完成既高尚又平凡的工作，作為公共義務，他每天都要和面、裝爐、烘烤、送貨。如果詩人也有這種樸實的意識，他同樣會使自己變成一種美好工藝、一種簡單或複雜建設的組成部分，這種建設是社會的建設……
只有沿著這條普通人不可迴避的道路，我們才能使詩歌重返廣闊的天地，這正是人們在各個時代為它開闢的天地，也就是我們要在各個時代為它開闢的天地。（趙振江譯）
聶魯達至死都是共產主義者。在阿言德總統任內，聶魯達一度擔任駐法大使，後又因病回國。在他逝世前，智利因國際銅價暴跌經濟大受影響，並且爆發嚴重通澎，政府提高工資、凍結物價等政策無法遏止民生經濟的凋弊，食物和日用品轉入黑市，價格繼續飛漲。在經濟崩潰及阿言德政府的體制危機下，尼克森政府支持的皮諾切特將軍發動軍事政變。
政變發生後，聶魯達的兩處住所都被洗劫。據說在一群士兵衝入聶魯達位於黑島的住所搜索他支持左派的證據時，病危的聶魯達聲色俱厲的說：「對各位而言，這裡的危險之物只有詩！」正是他的疾言厲色，他心愛的黑島住所才得以保全。
病重的聶魯達在1973年9月23日於聖瑪麗診所（Clínica Santa María）中逝世。由於政治因素，讓他的死亡被披上了陰謀論的面紗。他的司機指控，聶魯達原是因為病情惡化而到了診所，卻被特務強制注射了不明物質。聶魯達到底是死於謀殺還是癌症呢？在智利共產黨要求下，政府曾在近年開棺驗屍，但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毒殺的證據。
在皮諾切統治智利的17年裡，這位20世紀最偉大詩人的作品成為了禁書。獨裁政權的教育選材裡，被譽為「國母」的諾貝爾獎詩人米斯特拉爾是國家的文化偶像，但她曾經的學生聶魯達不是。經歷過那段獨裁體制下成長的孩子，竟要在多年後才知道聶魯達的名字。皮諾切特政權垮台後，新政府為聶魯達舉行了國禮，將他的遺骸安葬在心愛的黑島故居旁。
愛情與革命，是聶魯達詩歌中的重要主題，但是他風流又複雜的愛情史本文就只能略過了。〈酋長的教育〉這首詩，或許可以作為他（尤其是政治面的理想自我）一生的寫照：
勞塔羅是一隻細長的箭。
我們的父，他肢柔膚青。
他最初的年月是全然的寂靜。
他的少年期權威。
他的青年期一股定向的風。
他像一隻長矛般地訓練自己。
他讓腳習慣於瀑布。
他用荊棘教育他的頭。
他寫作栗色駝馬的論文。
他居住在雲的洞穴裡。
他伏襲鷹隼的獵物。
他向螃蟹刮取秘密。
他和緩火的花瓣。
他吸吮寒冷的春天。
他在煉獄般的深谷裡燃燒。
他是殘酷鳥類的獵者。
他的斗蓬染滿了大小的勝利。
他細讀夜的侵略。
他承擔硫磺的崩石。
他讓自已成為速度，突然的光。
他領受秋的倦怠。
他在看不見的地方工作。
他在雪堆的被褥下睡眠。
他直與箭的行徑匹敵。
他邊走邊喝獸血。
他向波浪扭奪寶藏。
他使自已成為威脅，彷彿陰鬱的神祇。
他自他每一子民的爨火飲食。
他懂得閃電的字母。
他嗅出四播的灰燼。
他用黑色的毛皮包裹他的心。
他譯釋煙的螺紋。
他用沈默的纖維造就自己。
他彷彿橄欖的靈魂把自己浸在油中。
他變成透明堅硬的玻璃。
他學習成為颶風。
他磨鍊自己直到血液乾竭。
只有那樣，他才不辜負他的人民。
（陳黎．張芬齡譯）
撰文：洪崇德、宅編。
編輯：宅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