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課（上）公共利益：要成就多數人的利益，就要犧牲小我？

「所謂的正義與不正義，是體制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

──羅爾斯（John Rawls）

 

第一堂公民課，我們要上的是關於「公共利益」，什麼是「公共利益」？我想從一個遙遠的真實故事來談起。

19世紀的大西洋上，發生了一起船難。英國的木犀草號（Mignonette）倖存的四個船員搭了一艘救生艇逃生，在大海上漂流了二十天以後，船上的補給品全都消耗殆盡，沒有飲用水，將是他們生存的最極限。最年輕的十七歲船員帕克不聽勸阻喝了海水，結果身體狀況衰弱，已經瀕臨死亡。

死神在虎視眈眈，而帕克已經陷入昏迷。這時，另外三個船員開始商議：再拖下去，四個人都會死，但犧牲一人，且在自然死亡之前，有新鮮的血液可供飲用，還有足以維生的食物，其他人就有機會得以生存。

一陣激辯之後，他們下了決定。

四天，終於等到了救援船，三人得以倖存。後來其中一位船員迫於良心不安，向警方自首，這件事當然在英國引發喧然大波，負面批評聲浪不斷。

什麼是「公共利益」？這個常常出現在報章雜誌與你我生活當中的名詞，我們最常聽到的解釋大概就是指「一般大眾的福利或福祉」。如果這個定義可以接受的話，那麼什麼叫做大眾福祉呢？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功利主義（或稱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他主張欲追求社會的最大幸福，應考量行為的結果是否能帶來最多的快樂。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公共利益評斷的標準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祉」。

不過最大多數人的幸福要如何認定呢？功利主義認為公共利益是可以計算的，將一件事務對於社會上每個人可能產生的幸福與痛苦加以衡量計算，最後可以得到整體社會的幸福淨值總和。當個人對於事件結果滿意時，則此行為對個人來說具有正效益；相反的，若此事件使個人不滿意，則具有負效益。

由此看來，公共利益是一個可以加總的概念，政府為了實現大眾的公益，難免、或者不得已，只好犧牲極少數人的權益。

在這些前提之下，我開口問了學生第一個問題：「請問各位同學，殺一人救三個人，符合公益標準嗎？」

「當然不行，這是殺人欸。」同學異口同聲地說。

我接著問：「就算他們不殺他，他自己也會死啊。而且帕克沒有家人，其他三位船員都有家庭，為了他們的家庭，這樣算符合效益原則吧？」

「殺人就是不對，沒有人有權力決定他人的死活！這不是公共利益。」說話的是班長小華，在班上很有正義感，也很有主見。

「所以…」我看著小華，「你們寧可四個人都一起死嗎？」

他們開始面有難色，我決定讓同學自由討論三分鐘，整間教室瞬間進入熱鬧的氣氛，你一言、我一語，彼此討論非常熱烈。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判決這是緊急避難情況，所以符合『阻卻違法事由』給予免刑嗎？」我結束討論，先問了這個問題。大多數同學都舉手表示反對。

「那如果其他船員拜託年輕船員帕克，比如說給帕克的朋友或親屬一大筆錢作為交換，而當事人自己同意呢？」

「這樣就可以，因為是他自己同意的。」小周邊說邊點頭，坐在他旁邊的男同學們，大家都贊同的點點頭。

「不行，吃人肉就是不對。」小華還是堅持。

「反正他本來就會死⋯⋯這樣子至少還可以救活另外三個船員啊。」小周說。

在有當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我再進行一次表决，明顯發現，大多數同學都認為這樣就符合公共利益。

我拿出桑德爾（Michael Sandel）這本暢銷書《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來說明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sim）的觀點。

「自由至上主義」主張市場放任機制，反對政府管制，出發點不是經濟效率，而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人人對自有財物皆享有支配權，前提是必須尊重他人的相同權利。

「既然生命都可以賣了，所以假設一個有錢人需要器官移植，卻苦等不到，那麼他或他的家人直接去買活人的器官也是可以的囉？」

有部分同學點點頭。

「很好，既然有人點頭，那就表示奴隸制度是可以接受的囉？因為這是雙方合意交易的契約，屬於市場機制的範圍，只要不是強迫對方接受，你們也同意人類可以如同商品般在市場自由買賣囉？」看著他們又開始面有難色，我再次給了同學三分鐘討論。

「不行啦⋯⋯奴隸制度是不對的，人類不是商品啊。」富有同情心的小美怯生生地說出自己的想法。

小周立刻反駁，「可是老師說雙方都是自願的啊，應該沒關係吧？」

「人家二十四孝的故事都還有賣身葬父呢。」也有同學這麼說。

「各位同學，大家都聽過人權吧，人權是普世價值，我們應該都認同。其實，按照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的說法，人權的根本在於『人性尊嚴』，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如果把人當成商品來販售，就是剝奪了人性尊嚴，這不但侵犯了人權，也不是一個文明社會該有的價值。」看著同學們睜得大大的眼睛，我等於用力地給同學們打了一巴掌，駁回他們剛才的回答，順帶給了一場機會教育。

其實不只是學生，有時候連大人們自己都忽略了很多價值：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帶給人們富裕與自由，但是它卻讓我們遠離了美好生活的想像。

去年報載公視專題節目「獨立特派員」停播，公視高層理由是因為收視率不佳，效益不彰。

這件事說來好笑！「獨立特派員」當然收視率不佳，因為它長期以來就是以報導社會正義、弱勢族群為節目走向，諸如巢運的居住正義世代不公、航空城與苗栗大埔的強拆迫遷、關廠工人與自救會權益等，這些都發生在台灣，都發生在你我生活的周遭。

然而，主流商業電視台不論是基於收視率考量、甚或是經營者的政治考量，這些弱勢的聲音根本無法傳達給民眾知道。觀眾們只會在主流媒體看到不斷抗爭衝突的畫面，沒有深究抗爭背後的故事，只會使民眾妄下一個武斷的評論：他們就是「暴民」。

公視高層的收視率思維，正是邊沁所主張的功利主義，這種學說主張以最大多數人的效益為道德衡量標準，由於符合人性自私、犧牲少數的觀點，很容易得到群眾支持。然而，正如同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主張，如果大家都在「無知之幕」之後思考，如果你我都有可能是那個被犧牲掉的少數時，你還會支持所謂的效益原則嗎？

過去三十年來，市場和市場價值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掌控了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似乎證明了它是唯一可以創造富足與繁榮的正確道路。但是桑德爾教授特別點出，並非所有東西都能用價格機能進行合理的衡量，比如奴隸制度，比如買賣兒童，又比如你擔任陪審團成員，你不能雇用別人代替你去，或者有人急著收購選票，我們也不會准許公民販賣選票。

以上這些例子，用桑德爾的話來說，都指出一個重點：「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人類社會中有感情、有道德、有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如果什麼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身為人的基本價值是不是就因此被剝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