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理學中有個思想實驗是這樣：假設你前方有個小孩溺水，你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救他，但你正穿著一件2萬元不能碰水的西裝，時間也來不及讓你脫衣服，那你該不該救他一命？
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救人一命，而不是珍惜身上那件2萬塊的衣服。
弔詭的問題來了：如果在2萬塊和生命之間我們都會選擇後者，那現今世上許許多多的角落，都還充斥著因為貧窮、飢餓、疾病或戰爭而命懸一線的孩子，2萬塊的慈善捐款很可能救回一條生命，為何卻沒有多少人願意捐？會想起這個思想實驗，是因為最近「社運跨年」活動的募款受到了部分指責，理由不外乎是社運團體不該募款舉辦具娛樂性質的活動。當然，社運跨年從活動攤位到表演團體都充滿了滿滿的議題風，演出間也是穿插著短講，但也不可否認，跨年或音樂祭的活動形式，的確含有部分輕鬆的成分在，無法符合某些人對社運人士的高道德或觀感要求。
無論是不捐2萬給慈善團體，或是把募來的款項用來舉辦跨年活動，對某些人來說，只要世界上的苦難還在，這樣使用資源就是不道德的，他們認為錢應該花在刀口，你應該盡可能的把每一分錢直接用在議題上，而不是買一套西裝或是辦一場跨年。這一派的觀點認為資源應該用來爭取最大的幸福可能。2萬塊用來買西裝或是舉辦社運跨年，跟買食物給飢荒中的孩子，顯然後者增加的幸福大得多，所以後者才是道德的。這派觀點一般被稱作效益主義。
按照這個邏輯，你什麼時候能夠買一套西裝呢？理論上來說，你必須持續付出，直到這一份資源花在你身上所增加的幸福，跟花在第三世界的孩子身上效益差不多時，你才有資格花在自己喜歡的事物上。
但效益主義的倫理學會支持你這麼做嗎？這種苦行僧式的生活，真的能達成全體的最大幸福嗎？
支持效益主義的道德哲學及心理學家格林（Joshua Greene）並不這麼認為，他提出了一種「更實際的效益主義」觀點：
如果你緊守傳統的效益主義觀念，要求所有人放棄享樂，盡自己最大可能來為社會付出，那麼，實際上整體的幸福反而會因此減少。因為如果必須過得像苦行僧才符合道德，那多數人會乾脆當個不道德的人。
試想，當你每年固定捐2萬給慈善團體，得到的反應卻是「怎麼不捐更多」；當你參加一場演唱會，時時都要檢討自己是否不值得快樂；當你辛辛苦苦辦了一場推廣議題的園遊會，只換來旁人的指指點點，認為這場活動「太歡樂」。若要接受這種道德標準，那誰願意當一個永遠都是身無分文，不能有任何娛樂活動的社運人士？
理想的效益主義很美好，但這種不可能達成的標準，只會讓談論它的人成為偽君子（還在這裡談效益主義？快去當義工），而且在實務上反而會降低一般人為社會付出的意願，沒有人想參與的社運，又何來效益可言。
因此，一個想讓社會變好的人，首先要把自己過好，讓其他人知道參與社會運動並不會犧牲你原本豐富的人生，還可以讓你過得更快樂更有意義。唯有讓自己成為可以被效法的對象，才會有更多人願意加入這場運動。
社運圈的某些前輩總是笑口常開、熱心助人、積極奉獻，他們不會誇誇其談著高深的理論，總是用鼓勵跟實際行動來取代居高臨下的指導，渾身散發出滿滿的正能量，讓人覺得參與社會運動、幫助弱勢、成為一名利他主義者是快樂的事。
社運跨年的主辦者龍三哥就是這麼一個人，因此年復一年，從陳文成紀念晚會、人權辦桌、社運跨年，到各種青年體驗營、人權座談會，大大小小的活動中，始終有一群人願意不計報酬地跟著龍三哥努力。還在學時，龍三哥就是我的榜樣，這幾年回到校園演出，依然見到他親力親為地帶著學生志工一起搬椅子、佈線、裝器材、發便當，我想現今他依然也是那群學生的榜樣：一個快樂的利他主義者。
至於這場跨年活動，現場除了演出團體外，還有主權、環保、轉型正義、母語、性別議題等各式各樣的NGO攤位，經費計畫是自籌60％，募資40％，目前募資的部分還差一點點，希望大家幫忙，也歡迎大家來跟我們一起跨年！
支持社運跨年募資活動：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sheyunkuanian
社運跨年臉書活動頁面：
https://pse.is/38bdk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