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芷儀
若說有些電影能讓人享受觀影當下的刺激，那麼有些電影則能讓人享受觀影過後的餘韻，《顛父人生》（Toni Erdmann）屬於後者。從一年前第一次看這部片至今，我仍時不時想起其中的情節，片長近三小時，無配樂，聽起來有些嚇人，但透過給每顆鏡頭足夠時間，反而讓演員的情緒發酵，完整傳遞給觀眾。
《顛父人生》背景雖在德國，但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看，仍有濃烈的既視感。我們這一代接受的教育和感受的環境氛圍，無非是布爾喬亞式的，從小到大，總有不知哪來的天音，要我們力爭上游、提升競爭力，不能輸給對岸每天挑燈夜讀的中國人，更不能輸給來自世界各國的年輕人，總之要有國際觀，要站上金字塔頂端。
在這樣的前提下，父母除了工具性以外的價值，彷彿是可以被暫時拋棄的。想起高中時期和隔壁同學手肘碰手肘、想上廁所整排座位得站起來的補習班時光，我一直不是很聰明的人（尤其在數學方面），當時相信苦讀會有結果，每天聽台上老師說考前衝刺時期別和家人相處、別返鄉過年云云，因為家人會讓你鬆懈、把你寵壞，像媽媽會動不動敲門問要不要吃水果。而我當時對台上老師講的話幾乎深信不疑。
因此，即便電影沒有交代，我好像也能探知《顛父人生》中這對父女為何如此話不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