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王丹老師您好，看了您上次的直播，我想問關於六四的問題。那就是六四的訊息是如何傳播的呢？那時沒有像是微信之類的工具，其他各個省份是如何得知北京天安門的狀況？
再來就是如果把六四拉到現代來說，現在的中共訊息的封鎖越來越高科技，微信能過濾敏感字眼讓你傳出去的訊息使對方看不見，在自己的畫面中顯示訊息有送出，但是對方收到的卻已經是過濾過的內容，街上的攝影機也結合了AI的系統能自動辨別路上的各種人、車輛，甚至有外國記者測過，只要七分鐘就能把你抓住。在這種情勢下，當今的中國還有辦法像當初的六四集結那麼多的群眾上街嗎？ 這些是我想問的問題，希望能得到王老師的回答，謝謝。
A：首先，1989年的中國，通訊手段確實還十分落後，那時候我們把北京的情況告知給外省的各個大學，基本上只有幾個管道：- 比較快的方式，通過打電話或者發傳真給各校的自己認識的朋友，讓他們幫助散步北京的消息。
- 最傳統的方式也是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寫信。當時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從而了解各地學運發展的狀況，以及各界對我們的建議。當時，大城市之間的通信，大概四五天就可以收到。
- 還有一種方式更快，但是費用昂貴，我們很少使用——那就是到郵局發電報。還不到30年，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使用電報了，科技進步確實神速。
- 最後一種方式，最原始但是也最親切，那就是人員往來。當時北京的學生組織派了不少人到各地去散發各種材料，外地學生更是大批入京。綜合以上四種手段，雖然不如今天的通訊條件便利，但是還是可以大範圍傳播消息的。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今天有手機、有微信，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更有利於人民的組織化，但是科技手段是有兩面性的。設想再一次爆發大規模群體事件，當局只要物理性斷網，中國可以一夜之間就回到我們當年那樣的通訊條件。
Q：1989年，你們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與李鵬等當局領導人對話，你們建議當局否定「四．二六社論」、正面肯定這場學生運動、與學生進行平等公開的對話。您認為李鵬當局不肯接受這個建議的原因是什麼，老師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A：我想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李鵬作為保守派的代表，他的立場當然代表正統的中國共產黨。而正統的中共在中國統治幾十年，從來沒有向人民負責過，更沒有向人民讓步過。對於李鵬這樣的死硬派來說，他們的頭腦中根本就沒有接受人民自主性主張的概念。他們同意出來見面，那也只是做個樣子而已；這是中共這個執政黨的本性決定的。
第二，「四．二六社論」是在鄧小平的內部講話的基礎上撰寫的，代表的是鄧小平的意志。而鄧小平此人，連毛澤東都說他是「開鋼鐵公司的」，意思就是非常固執。只要是他已經說出來的話、做出來的事，即使他內心也知道錯了，但是也不會承認，會頑抗到底。1957年中國發生「反右運動」，是鄧小平負責執行，當時全國至少有55萬知識份子被錯劃「右派分子」。1978年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所有的案件都平反了，只有「反右」運動，官方還是堅持只是「擴大化」，不肯承認完全錯誤。這就是因為責任人是鄧小平。
所以，修改「四．二六社論」，其實本不應當是多大的事情，但是既然鄧小平已經說了，就沒有人敢讓他改正。這是當時的獨裁者鄧小平的個人意志決定的。
第三，儘管八十年代中國的人民和政府之間，比起今天來，算是相處得還不錯。但是政府仍然缺乏自信。他們擔心，一旦接受學生提出的條件，政權的穩定就會出現問題。這表示，中共1949年執政以後，做了太多的罪惡行為，積累了太多的歷史包袱，他們內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來自於過去幾十年的執政歷史。在這種恐懼之下，他們自然拒絕任何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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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熊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