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王丹老師您好,看了您上次的直播,我想問關於六四的問題。那就是六四的訊息是如何傳播的呢?那時沒有像是微信之類的工具,其他各個省份是如何得知北京天安門的狀況? 再來就是如果把六四拉到現代來說,現在的中共訊息的封鎖越來越高科技,微信能過濾敏感字眼讓你傳出去的訊息使對方看不見,在自己的畫面中顯示訊息有送出,但是對方收到的卻已經是過濾過的內容,街上的攝影機也結合了AI的系統能自動辨別路上的各種人、車輛,甚至有外國記者測過,只要七分鐘就能把你抓住。在這種情勢下,當今的中國還有辦法像當初的六四集結那麼多的群眾上街嗎? 這些是我想問的問題,希望能得到王老師的回答,謝謝。 A:首先,1989年的中國,通訊手段確實還十分落後,那時候我們把北京的情況告知給外省的各個大學,基本上只有幾個管道: 比較快的方式,通過打電話或者發傳真給各校的自己認識的朋友,讓他們幫助散步北京的消息。 最傳統的方式也是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寫信。當時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從而了解各地學運發展的狀況,以及各界對我們的建議。當時,大城市之間的通信,大概四五天就可以收到。 還有一種方式更快,但是費用昂貴,我們很少使用——那就是到郵局發電報。還不到30年,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使用電報了,科技進步確實神速。 最後一種方式,最原始但是也最親切,那就是人員往來。當時北京的學生組織派了不少人到各地去散發各種材料,外地學生更是大批入京。綜合以上四種手段,雖然不如今天的通訊條件便利,但是還是可以大範圍傳播消息的。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今天有手機、有微信,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更有利於人民的組織化,但是科技手段是有兩面性的。設想再一次爆發大規模群體事件,當局只要物理性斷網,中國可以一夜之間就回到我們當年那樣的通訊條件。 Q:1989年,你們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與李鵬等當局領導人對話,你們建議當局否定「四.二六社論」、正面肯定這場學生運動、與學生進行平等公開的對話。您認為李鵬當局不肯接受這個建議的原因是什麼,老師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A:我想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李鵬作為保守派的代表,他的立場當然代表正統的中國共產黨。而正統的中共在中國統治幾十年,從來沒有向人民負責過,更沒有向人民讓步過。對於李鵬這樣的死硬派來說,他們的頭腦中根本就沒有接受人民自主性主張的概念。他們同意出來見面,那也只是做個樣子而已;這是中共這個執政黨的本性決定的。 第二,「四.二六社論」是在鄧小平的內部講話的基礎上撰寫的,代表的是鄧小平的意志。而鄧小平此人,連毛澤東都說他是「開鋼鐵公司的」,意思就是非常固執。只要是他已經說出來的話、做出來的事,即使他內心也知道錯了,但是也不會承認,會頑抗到底。1957年中國發生「反右運動」,是鄧小平負責執行,當時全國至少有55萬知識份子被錯劃「右派分子」。1978年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所有的案件都平反了,只有「反右」運動,官方還是堅持只是「擴大化」,不肯承認完全錯誤。這就是因為責任人是鄧小平。 所以,修改「四.二六社論」,其實本不應當是多大的事情,但是既然鄧小平已經說了,就沒有人敢讓他改正。這是當時的獨裁者鄧小平的個人意志決定的。 第三,儘管八十年代中國的人民和政府之間,比起今天來,算是相處得還不錯。但是政府仍然缺乏自信。他們擔心,一旦接受學生提出的條件,政權的穩定就會出現問題。這表示,中共1949年執政以後,做了太多的罪惡行為,積累了太多的歷史包袱,他們內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來自於過去幾十年的執政歷史。在這種恐懼之下,他們自然拒絕任何讓步。 封面圖片來源:wikimedia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