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酒師 3 號|只要為電影而活——專訪【台北文學.閱影展】策展人楊元鈴

更新於 2018/06/16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1986 年 12 月,楊德昌導演的《恐怖份子》在台灣上映,位在臺北市南萬華的首輪「復興」大戲院,自然也在聯映之列。不過當年,到復興看電影的觀眾,可能還看過一個奇特的景象:電影播畢、燈亮散場之際,影廳正中央的貴賓席座位上,竟然有兩個小女孩,身上裹著大棉被,睡得很香甜、東倒西歪。
那是十五歲的小楊元鈴和她妹妹。從小,因為楊爸爸在戲院當經理,姐妹倆每天放學後、等爸爸下班這段時間,就在戲院裡蹓躂,似懂非懂地看片,偌大的戲院還有宿舍、廚房,養了一堆貓捉老鼠,她們和放映師、繪板師的孩子玩在一起,大銀幕上在放片,底下幾個小鬼頭在影廳裡躲貓貓,一不小心撞到木椅子會「啪」地一聲,震驚四座,惹得觀眾抱怨聲嘖嘖。「那時候看什麼不記得了,但就是有記憶以來就在那邊玩,電影院對我來說,是 playground(遊樂場)。」
這樣在觀眾席、在光影閃爍的幻境尋找自己的時光,一過就是數十年。如今新天堂樂園不在了,玩耍其中的小女孩卻成為重度電影上癮,形容自己沒有「進食」影像到一定程度、會活不下去的影評人/策展人/電影編劇/資深編輯楊元鈴。這一天,我們到台北光點二樓,在「侯導接待外賓、舒淇受訪也都在這(笑)」的包廂和她深談這一路愛上電影的緣分,五月的陽光灑滿室,元鈴開朗的聲線,陪了我們整整兩個半小時。
 
一切要從童年說起。那是戲院最興盛的年代——錄影帶還沒出現,大家都愛看電影,光是萬華東園街就有復興、大勝戲院,「那時候不同院線會交換票,像是新生(現在的西門錢櫃)、大世界(現在的星聚點)、萬國(現在的 Uniqlo)的經理,有些也都是爸爸的朋友,我只要去票口說找某某杯杯,說我是誰誰誰的女兒,就可以進去。」
於是健康寫實,愛國政宣,二秦二林的電影,都在戲院看,「後來知道很多人是國中甚至高中才第一次看電影,這對我來講很不可思議,因為看電影可能比看電視還方便。週末家裡開冷氣很貴,也是全家到戲院去,吹冷氣一整天。」當《恐怖份子》上映,喜歡恐怖片的小元鈴以為是一部現代鬼片,興沖沖去看,楊爸爸問「你確定嗎?」「會睡著喔!」結果果然沉沉睡去。爸爸看在眼裡,拿宿舍的大棉被來蓋兩個寶貝女兒。
也是那時期,戲院開始漸漸沒落,可機緣的巧妙就在這裡:楊媽媽開始經營一間錄影帶出租店,「那時我在店裡幫忙轉烤影帶,而且要盯著看,不然萬一卡帶就白錄了,結果好萊塢一票經典像是《教父》、《疤面煞星》、《開羅紫玫瑰》,還有《德州電鋸殺人狂》84 年那個版本,都這樣看過去,《巴黎野玫瑰》我還是在 A 片區發現的!」
 
回想那時候,並非有意識在選片,「就是很 lucky 在那環境裡,東西擺眼前我就順口吃進去」,後來考上世新新聞採訪,同一時間台灣新電影浪起,復興戲院改成三廳,選片也逐漸多元,「看電影這件事,變得比較不一樣了。」十八歲那年,元鈴在戲院看了超過十次《悲情城市》,「一場看完然後哭得稀哩嘩拉,但覺得裡面有些句子好美我想記下來,下一場就進去專門做筆記,筆記整理了之後覺得還想要確認,就再進去看。」
也在那前後,她參加了一個電影夏令營,將影史經典《忍無可忍》、《波坦金戰艦》、《羅生門》等等一部部全看了,上了四五年級更是天天跑太陽系 MTV,「有時候下課就衝去看一整個晚上,到凌晨才搭夜間公車回家。」從高達、楚浮、夏布洛到義大利新寫實,她到圖書館找書,按圖索驥整理每個導演的年表和代表作,看過哪些、感想是什麼,通通寫進筆記本,再到太陽系去補齊剩下的,「有點像收集寶可夢,有了這個龜,就去想我還要那個什麼龍~」
「我是個喜歡閱讀的人,不管書還是電影,而且非常雜食,只要我覺得有趣,有一點意思,我就會先把它吃進去再說。」
直到畢業後,再插班進(對她來說最不用準備的)文化影劇系,元鈴才比較認真在想:電影是什麼?「那之前,只是吃了大量『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吃的時候覺得好好吃喔!但是為什麼呢?這眼淚哪裡來的我不知道~~(哭腔);或是這個我不太喜歡,但為什麼呢?好吧下次不要吃,或下次再試試看……」
 
那些囫圇吞下的棗子,都成了後來的果樹種籽。大學時期,朱維忠老師的《電影理論課》從表演藝術到攝影、電影符號學到結構學到蒙太奇理論再到錄像……這種種和世新學的哲學、社會學,以及長年累積的觀影養分互相對照、聯想、印證,成為元鈴的啟蒙課,「那之前電影是生活的一部分,之後變成耐人尋味的學問了,是需要被思考、被分析的,而不只是吃下去,不只是感受和紀錄而已。」
這同時,在金馬影展的學姊找了一票學弟妹去打工,一心想看更多電影的元鈴,選擇顧試片間,看奇士勞斯基、溫德斯,還有一年看全部的塔可夫斯基,讓她遇上這一生的摯愛《潛行者》。這延續到畢業後,參與手冊編輯和甚至影展單元規劃;另一方面,畢業後正是國片最蕭條的時期,但是網路興起,元鈴和幾個同學創辦《小電影主義》電子報,寫影評,寫新片介紹,分享藝文展覽資訊,「有點像現在的《釀電影》」——她這麼說讓我們一驚——「開始有機會做一些小小的專題,去規劃一個概念,但是以電影為主,找不同的人寫不同面貌。」這成了她最早的策展(programming)經驗。
那之後一路至今,就像順水推舟了。
 
專訪開始後一小時,我們神遊過往的時光中,這下終於想起,該聊聊就在腳下的光點戲院以及【文學.閱影展】。2014 年,進入第五屆的閱影展因為成效良好,加上【國民戲院】剛結束,主事者決定轉型,從以往跟片商合作的模式轉由策展人規劃,元鈴受邀,便選擇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作那一年的焦點人物,「我喜歡閱讀,也一直相信電影就是聲音和影像的書寫,有各式各樣文法、語言和不同的文類」,而莒哈絲的作家身份,加上她翻玩影片創作形式,像是聲畫不同軌、各有各的敘事等等,可以說在六、七〇年代就嘗試了如今在網路上會被視作「前衛」的各種實驗。
「朱老師當年跟我們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確實可以看更高,但你首先得要站上去,不要其實還在肚臍眼之下,就以為已經在他頭上了!」要先好好用心認識巨人的身軀,才能夠奠基其上,往更遠的地方走。「創作是如此,評論和分析亦然,看電影和閱讀文字都是這樣!」
 
而光點本身,從【國民戲院】就一直想經營藝術路線,帶動周邊成電影文化社區,也逐漸養成一批不論什麼片、多怪的片都會來看的觀眾,「這樣的自由度,讓我很幸福。雖然預算少少的,但座位也少,沒有很大的票房壓力。」包括三屆閱影展和 2015 的【在路上】、2016【看不見的城市】、2017【雕刻時光】,元鈴形容自己策的都是「小而美」的影展,沒有大咖明星或大記者會,一切小小的但比較悠哉,希望過程中有比較深、比較複雜一點對電影,對文化和影像的沈澱思考。「要怎麼在預算裡,把我對電影的看法或觀察,以選片的方式敘述給大家,這整個影展就是一個敘事。」
「對我來說這其實是拋磚,大家看了有聯想或是感應,就可以往下走,影展的結束其實是閱讀和觀看的開始。」觀眾經過這些激盪,可以繼續去找其他文本、再連結回來想到某部片……「這就像會一直彈彈彈的那個球」——主編事後查證那叫牛頓擺(Newton's cradle)啦!——「能量不滅,對我來說策展就像拉動第一顆球,希望接下來就會一直動下去。」
 
有趣的是,訪談後半我們從策展的理念,不知不覺竟然聊到反面去:在過去,資源和資訊都不發達,看什麼片都很辛苦,影迷仰賴影展才能看到那些「僅此能見」的,對比現在片商激增,影展爆量,出國也很方便,更不用說網路這麼發達,「所有坎城的大 title 幾乎下半年都會放掉,而每次大型影展一開賣,最先秒殺的都是那些之後會上院線的片」——這讓元鈴開始自我質疑:為什麼還要辦影展?「現在需要的是什麼?我必須做這件事的原因為何?如果目的跟原因不成比例,那未必要千辛萬苦 booking 一段時間,結果只放三場,大家還要排時間來看,還要宣傳,還要做宣傳品……」
雖然自嘲是鬼打牆,但她真的一直在想必要性的問題:「這可以帶給大家什麼效益?」我反問:會否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影展的角色一如部分媒體,已經不再是補充或是拓展,而是篩選,策展人本身的眼光值得觀眾追隨,她想一想之後回答:「如果只是挑選的觀點,看電影的方式一直在變,這觀點未必一定得要用影展的方式呈現;觀點的擷選和介紹,也可能有其他更有效率跟精省的形式。」
 
我們也聊起國片的景況,我感覺熱血拍片的人前仆後繼,卻大多數慘賠,對此元鈴拆成兩個層面來談,首先對於產業運作面,她其實是樂觀的:「就創作的活絡和市場面,絕對比八、九〇年代好,現在有的年輕導演動作超快,可以快速 adapt 不同題材,只要成品不要差到太誇張,也都會有八大的排片和行銷系統幫忙,更有趣的是其實觀眾是買單的!而且是很年輕的觀眾!」
一部份類型片已經建立起公司模式,回收非常好,保證不會賠而且會大賺,「所以不用擔心倒退,現在電影系畢業至少都能找到學徒的工作,像是燈光、攝影、聲音等等,還有編劇,都有工作機會,因為不斷有片在拍,那個量是有的。也讓觀眾有個穩固的習慣進戲院,整個國片『產業』眼看是越來越有的。」
「但是,」元鈴話鋒一轉,「電影不只是產業啊!」她真正的悲觀是在創作面:「我覺得斷裂在於,雖然商業機制被建立起來,但是『作者』沒有了。」眼前我們處在一個時代變化的交界點:川普,北韓,俄羅斯,以巴衝突,歐洲移民問題,兩岸各自的現況,「但現在台灣導演的作品,比較少直接去反映或是碰觸、思考這些,這幾年比較好的片:《強尼凱克》,《大佛普拉斯》,《血觀音》,都不差都好看,但總覺得那論述是隔了一個什麼東西之外的,缺了強而有力的觀點。那種 shocking 或 amazing 的感覺,很久沒有了。」
 
「在市場的循環機制下,不斷推出新片那些導演,稜角更是自己收起來,或是被磨掉的。我想看到他們表態,想看到立場和觀點!我期待每一個不同文化,會養出它自己的影像語言,這個語言即使放進好萊塢的敘事架構和邏輯,還是會跳出來,你的文化養分還是會跳出來。」元鈴有點苦笑說,每當她拿《恐怖份子》、《悲情城市》或《牯嶺街》跟這些新導演的作品比,都會被朋友說你不能這樣比啦!他們那個是大師!「但為什麼不行?侯導他們當時也差不多是這個年紀啊!」
她指出,這其實不是景況或環境的問題,是我們這一代對自己的文化或所處的這狀態、所提出的觀點和思考,沒有那麼嚴苛和用力。「我們就是被保護下成長的一代,跟他們上一代是不一樣的,反應在作品裡的厚度就不夠,這沒辦法。」她說現在香港也是: 「可能都在逃避吧,因為這問題太大了,就讓政客去吵一吵,不需要多講什麼,也不好多說什麼……」
 
訪談接近尾聲,我再把話題拉回元鈴自己,問她這一路上的人生選擇,以及朋友在生命中的意義。元鈴笑說自己是電影宅女,「有點像對電影的重度上癮,人家是古柯鹼或安非他命或什麼,我是對影像的東西如果沒有進食到一個程度,會活不下去。」當她去跑影展,或在家看片看到入神,可以幾乎不吃,一整天看完才發現只有中午吃了一個麵包,「看完覺得肚子很餓,但是這邊(指腦袋)很飽這樣(笑)!所以我曾經不只一次說過,我覺得我血管裡面流的是膠片,那已經沒辦法分離了。」
現在的元鈴出門就是看電影,或和聊電影拍電影、或在影展工作的朋友聚會,「在家就幫忙帶我妹的小孩,她姨姨我三歲就開始看電影——小學看《大白鯊》和《007》,四年級就跟我媽去看《秋水伊人》——所以我也這樣對待我的姪女,才四歲就帶她去看《蜘蛛人》,想到什麼就帶她去看,在家就放片給她看,覺得我身上那些能給她就給她,不管她之後要做什麼,這都會是很好的養分。」
 
「也因為愛電影,不管是囫圇吞棗或有意識地進食,電影是我生活的大部份了。我覺得這是注定的。說幸運,目前看來是幸運,至少我活得很開心,但某程度來講也是不幸,因為我也就只有這個了。因為太 focus 在這上面,我沒有其他生活,沒有結婚生小孩,我也沒辦法做其他工作,跟電影太無關、即使是影展的行銷或行政工作,沒辦法讓我看到摸到、或寫跟電影相關的東西,我都會覺得好悶喔,沒辦法。」她形容這像魚離不了水,「即使是在旁邊的池塘,也沒辦法。這可能是小時候就注定的,因為我就是在戲院長大,或其實有過機會可以離開池子到外面生活,但是我選擇再跳回來,覺得這是我的養分我進食的地方,也就離不開了。那也就這樣了。」
所幸,在池塘裡有很多一起游泳的朋友,「所以什麼樣的意義?這些就是了。」她也想過如果選別的路——時間到了乖乖結婚,現在可能很兇地當媽媽,偶爾帶孩子看些電影,告訴他自己學過什麼……「那是不同的人生,現在則是這樣。人家說『蝴蝶效應』是蝴蝶振翅在幾百公里之外掀起風暴,我最近常覺得:其實人生就是一場蝴蝶效應,多年前的某一個決定——隔天不去上班,我要弄一個《小電影主義》電子報,或本來要念法律系但覺得隨便考一個有大學文憑就好,就去念影劇系;或再往前那個暑假,我本來是要跟媽媽去外婆家玩,但是忘了為什麼決定留在台北,朋友說有一個電影夏令營要不要去,我說好啊反正看電影嘛就去了……那時候一個微小決定,不是說立下志向要做一個影評人或做電影,但就是那微小的決定,一個再加上第二個、第三個,變成一個大雪球,我就一路滾到現在這樣子了,也蠻好的。
曾經想過如果走別的路會怎樣,但因為雪球已經很大了,此刻的我也想不出除了這個,會是什麼?我相信我那些喜歡電影的朋友也是,常有人會問導演,或像我們這樣不固定工作的人,不是朝九晚五,可能接案子有一頓沒一頓,問說是什麼讓你這樣堅持下去?其實我相信我們的答案都一樣:我不是堅持做什麼,而是生命就這樣子,那微小蝴蝶的震動就變成現在的颶風,然後我就在裡面很舒服,隨風飄揚……」
 
我一直聽著聽著,忘記回應,也忘記再追問,心裡想著這段結尾我要破紀錄地毫不濃縮剪裁,管它什麼篇幅和言簡意賅,若不能在文章裡重現這樣的魔幻時刻,我還當什麼寫作者?
我想起第一次認識元鈴,是 2014 年的夏天,我在 UDN TV【藝想世界】的攝影棚外面,聽她在裡頭三番兩次 NG,把要推薦的片名《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念錯;我想起隔年,我因為她的引薦去參加香港電影節,一天夜裡看完評審片已經十二點了,被元鈴託付要好好照顧我的影展總監「阿桃哥」李焯桃興奮地說:「我帶你去搭『那夜凌晨』的那個紅 VAN!」——坐在那趟(橫衝直撞的)車上,我想著這是多麼神奇的緣份?
我想起那時候的我,並不知道那之後到這裡,還會經歷多少風暴,但生命就這樣了,我也正在隨風飄揚。我能做的只有:把這五月的美好陽光印在文字裡,釀在心櫥上,致我人生中重要的蝴蝶貴人:楊元鈴。
採訪、撰文:張硯拓
攝影:蔡家嫻
 
【釀酒師】專訪系列由 BenQ 贊助支持,本系列將會為讀者們深刻採訪、精釀呈現從事電影工作的職人們的心語。


 
【釀電影】2018年 6月號(訂閱方案請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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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影癡如你,要的不只是「N 分鐘看完一部電影」。《釀電影》有最精心慢釀的深度電影專題,一解你挑剔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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