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酒師 3 號｜只要為電影而活——專訪【台北文學．閱影展】策展人楊元鈴

1986 年 12 月，楊德昌導演的《恐怖份子》在台灣上映，位在臺北市南萬華的首輪「復興」大戲院，自然也在聯映之列。不過當年，到復興看電影的觀眾，可能還看過一個奇特的景象：電影播畢、燈亮散場之際，影廳正中央的貴賓席座位上，竟然有兩個小女孩，身上裹著大棉被，睡得很香甜、東倒西歪。

那是十五歲的小楊元鈴和她妹妹。從小，因為楊爸爸在戲院當經理，姐妹倆每天放學後、等爸爸下班這段時間，就在戲院裡蹓躂，似懂非懂地看片，偌大的戲院還有宿舍、廚房，養了一堆貓捉老鼠，她們和放映師、繪板師的孩子玩在一起，大銀幕上在放片，底下幾個小鬼頭在影廳裡躲貓貓，一不小心撞到木椅子會「啪」地一聲，震驚四座，惹得觀眾抱怨聲嘖嘖。「那時候看什麼不記得了，但就是有記憶以來就在那邊玩，電影院對我來說，是 playground（遊樂場）。」

這樣在觀眾席、在光影閃爍的幻境尋找自己的時光，一過就是數十年。如今新天堂樂園不在了，玩耍其中的小女孩卻成為重度電影上癮，形容自己沒有「進食」影像到一定程度、會活不下去的影評人／策展人／電影編劇／資深編輯楊元鈴。這一天，我們到台北光點二樓，在「侯導接待外賓、舒淇受訪也都在這（笑）」的包廂和她深談這一路愛上電影的緣分，五月的陽光灑滿室，元鈴開朗的聲線，陪了我們整整兩個半小時。

一切要從童年說起。那是戲院最興盛的年代——錄影帶還沒出現，大家都愛看電影，光是萬華東園街就有復興、大勝戲院，「那時候不同院線會交換票，像是新生（現在的西門錢櫃）、大世界（現在的星聚點）、萬國（現在的 Uniqlo）的經理，有些也都是爸爸的朋友，我只要去票口說找某某杯杯，說我是誰誰誰的女兒，就可以進去。」

於是健康寫實，愛國政宣，二秦二林的電影，都在戲院看，「後來知道很多人是國中甚至高中才第一次看電影，這對我來講很不可思議，因為看電影可能比看電視還方便。週末家裡開冷氣很貴，也是全家到戲院去，吹冷氣一整天。」當《恐怖份子》上映，喜歡恐怖片的小元鈴以為是一部現代鬼片，興沖沖去看，楊爸爸問「你確定嗎？」「會睡著喔！」結果果然沉沉睡去。爸爸看在眼裡，拿宿舍的大棉被來蓋兩個寶貝女兒。

也是那時期，戲院開始漸漸沒落，可機緣的巧妙就在這裡：楊媽媽開始經營一間錄影帶出租店，「那時我在店裡幫忙轉烤影帶，而且要盯著看，不然萬一卡帶就白錄了，結果好萊塢一票經典像是《教父》、《疤面煞星》、《開羅紫玫瑰》，還有《德州電鋸殺人狂》84 年那個版本，都這樣看過去，《巴黎野玫瑰》我還是在 A 片區發現的！」

回想那時候，並非有意識在選片，「就是很 lucky 在那環境裡，東西擺眼前我就順口吃進去」，後來考上世新新聞採訪，同一時間台灣新電影浪起，復興戲院改成三廳，選片也逐漸多元，「看電影這件事，變得比較不一樣了。」十八歲那年，元鈴在戲院看了超過十次《悲情城市》，「一場看完然後哭得稀哩嘩拉，但覺得裡面有些句子好美我想記下來，下一場就進去專門做筆記，筆記整理了之後覺得還想要確認，就再進去看。」

也在那前後，她參加了一個電影夏令營，將影史經典《忍無可忍》、《波坦金戰艦》、《羅生門》等等一部部全看了，上了四五年級更是天天跑太陽系 MTV，「有時候下課就衝去看一整個晚上，到凌晨才搭夜間公車回家。」從高達、楚浮、夏布洛到義大利新寫實，她到圖書館找書，按圖索驥整理每個導演的年表和代表作，看過哪些、感想是什麼，通通寫進筆記本，再到太陽系去補齊剩下的，「有點像收集寶可夢，有了這個龜，就去想我還要那個什麼龍～」

「我是個喜歡閱讀的人，不管書還是電影，而且非常雜食，只要我覺得有趣，有一點意思，我就會先把它吃進去再說。」

直到畢業後，再插班進（對她來說最不用準備的）文化影劇系，元鈴才比較認真在想：電影是什麼？「那之前，只是吃了大量『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吃的時候覺得好好吃喔！但是為什麼呢？這眼淚哪裡來的我不知道～～（哭腔）；或是這個我不太喜歡，但為什麼呢？好吧下次不要吃，或下次再試試看……」

那些囫圇吞下的棗子，都成了後來的果樹種籽。大學時期，朱維忠老師的《電影理論課》從表演藝術到攝影、電影符號學到結構學到蒙太奇理論再到錄像……這種種和世新學的哲學、社會學，以及長年累積的觀影養分互相對照、聯想、印證，成為元鈴的啟蒙課，「那之前電影是生活的一部分，之後變成耐人尋味的學問了，是需要被思考、被分析的，而不只是吃下去，不只是感受和紀錄而已。」

這同時，在金馬影展的學姊找了一票學弟妹去打工，一心想看更多電影的元鈴，選擇顧試片間，看奇士勞斯基、溫德斯，還有一年看全部的塔可夫斯基，讓她遇上這一生的摯愛《潛行者》。這延續到畢業後，參與手冊編輯和甚至影展單元規劃；另一方面，畢業後正是國片最蕭條的時期，但是網路興起，元鈴和幾個同學創辦《小電影主義》電子報，寫影評，寫新片介紹，分享藝文展覽資訊，「有點像現在的《釀電影》」——她這麼說讓我們一驚——「開始有機會做一些小小的專題，去規劃一個概念，但是以電影為主，找不同的人寫不同面貌。」這成了她最早的策展（programming）經驗。

那之後一路至今，就像順水推舟了。

專訪開始後一小時，我們神遊過往的時光中，這下終於想起，該聊聊就在腳下的光點戲院以及【文學．閱影展】。2014 年，進入第五屆的閱影展因為成效良好，加上【國民戲院】剛結束，主事者決定轉型，從以往跟片商合作的模式轉由策展人規劃，元鈴受邀，便選擇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作那一年的焦點人物，「我喜歡閱讀，也一直相信電影就是聲音和影像的書寫，有各式各樣文法、語言和不同的文類」，而莒哈絲的作家身份，加上她翻玩影片創作形式，像是聲畫不同軌、各有各的敘事等等，可以說在六、七〇年代就嘗試了如今在網路上會被視作「前衛」的各種實驗。

「朱老師當年跟我們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確實可以看更高，但你首先得要站上去，不要其實還在肚臍眼之下，就以為已經在他頭上了！」要先好好用心認識巨人的身軀，才能夠奠基其上，往更遠的地方走。「創作是如此，評論和分析亦然，看電影和閱讀文字都是這樣！」

而光點本身，從【國民戲院】就一直想經營藝術路線，帶動周邊成電影文化社區，也逐漸養成一批不論什麼片、多怪的片都會來看的觀眾，「這樣的自由度，讓我很幸福。雖然預算少少的，但座位也少，沒有很大的票房壓力。」包括三屆閱影展和 2015 的【在路上】、2016【看不見的城市】、2017【雕刻時光】，元鈴形容自己策的都是「小而美」的影展，沒有大咖明星或大記者會，一切小小的但比較悠哉，希望過程中有比較深、比較複雜一點對電影，對文化和影像的沈澱思考。「要怎麼在預算裡，把我對電影的看法或觀察，以選片的方式敘述給大家，這整個影展就是一個敘事。」

「對我來說這其實是拋磚，大家看了有聯想或是感應，就可以往下走，影展的結束其實是閱讀和觀看的開始。」觀眾經過這些激盪，可以繼續去找其他文本、再連結回來想到某部片……「這就像會一直彈彈彈的那個球」——主編事後查證那叫牛頓擺（Newton's cradle）啦！——「能量不滅，對我來說策展就像拉動第一顆球，希望接下來就會一直動下去。」

有趣的是，訪談後半我們從策展的理念，不知不覺竟然聊到反面去：在過去，資源和資訊都不發達，看什麼片都很辛苦，影迷仰賴影展才能看到那些「僅此能見」的，對比現在片商激增，影展爆量，出國也很方便，更不用說網路這麼發達，「所有坎城的大 title 幾乎下半年都會放掉，而每次大型影展一開賣，最先秒殺的都是那些之後會上院線的片」——這讓元鈴開始自我質疑：為什麼還要辦影展？「現在需要的是什麼？我必須做這件事的原因為何？如果目的跟原因不成比例，那未必要千辛萬苦 booking 一段時間，結果只放三場，大家還要排時間來看，還要宣傳，還要做宣傳品……」

雖然自嘲是鬼打牆，但她真的一直在想必要性的問題：「這可以帶給大家什麼效益？」我反問：會否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影展的角色一如部分媒體，已經不再是補充或是拓展，而是篩選，策展人本身的眼光值得觀眾追隨，她想一想之後回答：「如果只是挑選的觀點，看電影的方式一直在變，這觀點未必一定得要用影展的方式呈現；觀點的擷選和介紹，也可能有其他更有效率跟精省的形式。」

我們也聊起國片的景況，我感覺熱血拍片的人前仆後繼，卻大多數慘賠，對此元鈴拆成兩個層面來談，首先對於產業運作面，她其實是樂觀的：「就創作的活絡和市場面，絕對比八、九〇年代好，現在有的年輕導演動作超快，可以快速 adapt 不同題材，只要成品不要差到太誇張，也都會有八大的排片和行銷系統幫忙，更有趣的是其實觀眾是買單的！而且是很年輕的觀眾！」

一部份類型片已經建立起公司模式，回收非常好，保證不會賠而且會大賺，「所以不用擔心倒退，現在電影系畢業至少都能找到學徒的工作，像是燈光、攝影、聲音等等，還有編劇，都有工作機會，因為不斷有片在拍，那個量是有的。也讓觀眾有個穩固的習慣進戲院，整個國片『產業』眼看是越來越有的。」

「但是，」元鈴話鋒一轉，「電影不只是產業啊！」她真正的悲觀是在創作面：「我覺得斷裂在於，雖然商業機制被建立起來，但是『作者』沒有了。」眼前我們處在一個時代變化的交界點：川普，北韓，俄羅斯，以巴衝突，歐洲移民問題，兩岸各自的現況，「但現在台灣導演的作品，比較少直接去反映或是碰觸、思考這些，這幾年比較好的片：《強尼凱克》，《大佛普拉斯》，《血觀音》，都不差都好看，但總覺得那論述是隔了一個什麼東西之外的，缺了強而有力的觀點。那種 shocking 或 amazing 的感覺，很久沒有了。」

「在市場的循環機制下，不斷推出新片那些導演，稜角更是自己收起來，或是被磨掉的。我想看到他們表態，想看到立場和觀點！我期待每一個不同文化，會養出它自己的影像語言，這個語言即使放進好萊塢的敘事架構和邏輯，還是會跳出來，你的文化養分還是會跳出來。」元鈴有點苦笑說，每當她拿《恐怖份子》、《悲情城市》或《牯嶺街》跟這些新導演的作品比，都會被朋友說你不能這樣比啦！他們那個是大師！「但為什麼不行？侯導他們當時也差不多是這個年紀啊！」

她指出，這其實不是景況或環境的問題，是我們這一代對自己的文化或所處的這狀態、所提出的觀點和思考，沒有那麼嚴苛和用力。「我們就是被保護下成長的一代，跟他們上一代是不一樣的，反應在作品裡的厚度就不夠，這沒辦法。」她說現在香港也是：「可能都在逃避吧，因為這問題太大了，就讓政客去吵一吵，不需要多講什麼，也不好多說什麼……」

訪談接近尾聲，我再把話題拉回元鈴自己，問她這一路上的人生選擇，以及朋友在生命中的意義。元鈴笑說自己是電影宅女，「有點像對電影的重度上癮，人家是古柯鹼或安非他命或什麼，我是對影像的東西如果沒有進食到一個程度，會活不下去。」當她去跑影展，或在家看片看到入神，可以幾乎不吃，一整天看完才發現只有中午吃了一個麵包，「看完覺得肚子很餓，但是這邊（指腦袋）很飽這樣（笑）！所以我曾經不只一次說過，我覺得我血管裡面流的是膠片，那已經沒辦法分離了。」

現在的元鈴出門就是看電影，或和聊電影拍電影、或在影展工作的朋友聚會，「在家就幫忙帶我妹的小孩，她姨姨我三歲就開始看電影——小學看《大白鯊》和《007》，四年級就跟我媽去看《秋水伊人》——所以我也這樣對待我的姪女，才四歲就帶她去看《蜘蛛人》，想到什麼就帶她去看，在家就放片給她看，覺得我身上那些能給她就給她，不管她之後要做什麼，這都會是很好的養分。」

「也因為愛電影，不管是囫圇吞棗或有意識地進食，電影是我生活的大部份了。我覺得這是注定的。說幸運，目前看來是幸運，至少我活得很開心，但某程度來講也是不幸，因為我也就只有這個了。因為太 focus 在這上面，我沒有其他生活，沒有結婚生小孩，我也沒辦法做其他工作，跟電影太無關、即使是影展的行銷或行政工作，沒辦法讓我看到摸到、或寫跟電影相關的東西，我都會覺得好悶喔，沒辦法。」她形容這像魚離不了水，「即使是在旁邊的池塘，也沒辦法。這可能是小時候就注定的，因為我就是在戲院長大，或其實有過機會可以離開池子到外面生活，但是我選擇再跳回來，覺得這是我的養分我進食的地方，也就離不開了。那也就這樣了。」

所幸，在池塘裡有很多一起游泳的朋友，「所以什麼樣的意義？這些就是了。」她也想過如果選別的路——時間到了乖乖結婚，現在可能很兇地當媽媽，偶爾帶孩子看些電影，告訴他自己學過什麼……「那是不同的人生，現在則是這樣。人家說『蝴蝶效應』是蝴蝶振翅在幾百公里之外掀起風暴，我最近常覺得：其實人生就是一場蝴蝶效應，多年前的某一個決定——隔天不去上班，我要弄一個《小電影主義》電子報，或本來要念法律系但覺得隨便考一個有大學文憑就好，就去念影劇系；或再往前那個暑假，我本來是要跟媽媽去外婆家玩，但是忘了為什麼決定留在台北，朋友說有一個電影夏令營要不要去，我說好啊反正看電影嘛就去了……那時候一個微小決定，不是說立下志向要做一個影評人或做電影，但就是那微小的決定，一個再加上第二個、第三個，變成一個大雪球，我就一路滾到現在這樣子了，也蠻好的。

曾經想過如果走別的路會怎樣，但因為雪球已經很大了，此刻的我也想不出除了這個，會是什麼？我相信我那些喜歡電影的朋友也是，常有人會問導演，或像我們這樣不固定工作的人，不是朝九晚五，可能接案子有一頓沒一頓，問說是什麼讓你這樣堅持下去？其實我相信我們的答案都一樣：我不是堅持做什麼，而是生命就這樣子，那微小蝴蝶的震動就變成現在的颶風，然後我就在裡面很舒服，隨風飄揚……」

我一直聽著聽著，忘記回應，也忘記再追問，心裡想著這段結尾我要破紀錄地毫不濃縮剪裁，管它什麼篇幅和言簡意賅，若不能在文章裡重現這樣的魔幻時刻，我還當什麼寫作者？

我想起第一次認識元鈴，是 2014 年的夏天，我在 UDN TV【藝想世界】的攝影棚外面，聽她在裡頭三番兩次 NG，把要推薦的片名《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念錯；我想起隔年，我因為她的引薦去參加香港電影節，一天夜裡看完評審片已經十二點了，被元鈴託付要好好照顧我的影展總監「阿桃哥」李焯桃興奮地說：「我帶你去搭『那夜凌晨』的那個紅 VAN！」——坐在那趟（橫衝直撞的）車上，我想著這是多麼神奇的緣份？

我想起那時候的我，並不知道那之後到這裡，還會經歷多少風暴，但生命就這樣了，我也正在隨風飄揚。我能做的只有：把這五月的美好陽光印在文字裡，釀在心櫥上，致我人生中重要的蝴蝶貴人：楊元鈴。

採訪、撰文：張硯拓
攝影：蔡家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