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憤怒，是因為我們都悲傷

文／穆琳醫師

我所見過最憤怒的人，是病危病人的一群家屬。

那個病人被送來病房時，各項維生指數都相當低迷。參考她過去的病歷，我們明白心肺復甦術並不能幫她多少，然而，住院醫師還來不及告知家人們這項判斷，便已被十多位家屬團團包圍住。他們將教科書活生生地演繹出來，親身示範悲傷的首兩個階段：「否認」，否認病人的健康欠佳；加上「憤怒」，質疑醫師的判斷。

他們當然知道眼前這個剛剛見到病人的醫師與她入院時的狀況毫無關聯，他們的怒氣或許是針對急診室的醫師，又或許是針對別離。然而，不管這股怒氣的根源為何，它都亟需一個出口。

「……建議不做心肺復甦術……」

這群家屬的憤怒在聽到住院醫師說出這句話時，飆升到最高點。「我媽就是因為讓你們打了強心針，結果血壓突然飆高，醫生卻不肯給降血壓藥。這根本是故意的！你們就想著讓她的血壓繼續升高，這是謀殺！」女兒眼睛發紅地指責。

最後，內科住院醫師決定傳呼外援，與重症加護病房的醫師一同會見家屬。

據我個人觀察，內科醫師講話比較婉轉，並且每一位都自有一套談論死亡的委婉話語，比如：「他的情況真的很差，未必能過這一關。」「他快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人如同船一般，開走了就不會再回來了。」他們旁敲側擊，欲語還休，就是生怕提個「死」字。

重症加護病房的醫師講話就直接得多，開門見山地告訴家屬們：「婆婆很有可能今晚就會死。」他直截了當地告知家屬，重症加護病房不會接收這名病人，達成了內科同僚傳召他的目的以及自己的使命之後，便回到加護病房去。

可是，紅著眼的家屬仍舊拒絕接受，要求搶救。

＊＊＊

當晚簡直雞飛狗跳，病人的血壓一如住院醫師預測的，在強心針效應過去後便節節敗退，護理師不斷傳呼身為實習醫師的我，要我增加強心劑的劑量並調高給氧濃度。

破曉時，我的傳呼機安靜了一陣子。直到一個小時後，護理師才為了同一名病人再度傳呼我，這回是為了幫她宣告死亡。

我回到同一間病房。一個夜班又結束了，昨夜的值班醫師也換成了今早上班的住院醫師。我跟她寒暄說：「那位婆婆過世了嗎？昨晚她的家人堅持要做心肺復甦術，毛醫師和他們交涉了好久都不行，你居然成功說服了他們，真是厲害呢！」

剛回來上班的住院醫師滿臉無辜地望向我，說：「我沒有說服他們啊！我就告訴他們要插管而已。」

我呆呆地回望她一眼，然後拿出死者的病歷翻閱，上面擠滿護理師的字，簡直如同死亡直播般，每一行的左邊是當時的時間，右邊是文字描述；時間愈往後，血壓的數值愈小，實習醫師口頭吩咐的強心針劑量便愈大。

倒數第二行：凌晨七點多，血氧濃度降低，已通知負責此病房的住院醫師。

最後一行是那位住院醫師的筆跡：凌晨七點多，通知家屬需要做氣管內插管，家屬反對，為了減少病人痛苦，決定接受不做心肺復甦術。

讀到結局時，我突然無來由地眼眶一酸。

然而這酸楚，很快便隨著在我宣告病人死亡期間，在旁家屬對我那份不禮貌的態度而消逝了。

當我從實習醫師升職為住院醫師後，也曾面臨類似的情況。

我和一名病人的女兒關係極差。我們之間存在著莫大的衝突：我拚命說服她，她的母親健康狀況原本就不佳，這次入院也隨時有生命危險；她則拚命拒絕相信，堅持要搶救。每次我和她談話總是不歡而散。我有點惱恨，認定她活在幻想世界，為了保護自己不受現實傷害，而將自己的母親置於無意義的生存之中。

每回病人情況轉差，她匆匆趕到時，我總是會在交代病況後補上一句：「我們不鼓勵她接受心肺復甦術。」而她總是以翻個白眼當作回應。

那一天，婆婆的血氧濃度讀數很飄忽，一直在需要做插管的邊緣徘徊。

我幾乎以威脅的口氣告訴女兒：「這樣下去真的要插管了！」

女兒便回答：「那也沒辦法。」

在我臨下班前，病人的血氧濃度僅僅高於需要插管的指標。我告訴護理師說我會直接下班，不會幫病人插管。

「如果她真的在晚間惡化，女兒又堅持要插管，那你就幫我替值夜班的醫師說聲抱歉吧！」

若我的病人於夜間惡化，那就得麻煩值夜班的醫師插管了。

回想起來，在這段關係中，我們兩個人都很憤怒，憤怒是因為真相不為人所接受，憤怒是因為悲傷。

＊＊＊

第二天早上，護理師告訴我：「婆婆的女兒同意不做心肺復甦術了！」

我一大早剛回去上班就聽到這個消息，不由得嘖嘖稱奇，問：「你到底是怎麼說服她的？」

方法說起來倒簡單：昨晚女兒來探病，護理師領著她在病房轉了一圈，帶她看看插了氣管內管的病人。女兒見到插管的真實情況，顯得相當動搖，當下就做出決定。

想來也是汗顏，我另一位插管的病人竟然成為負面教材，免去了這個病人的受罪。

當天下午，婆婆去世了。我猜女兒一定很悲傷。不管她如何憤怒，找到多少方式發洩她的怒火，死亡的最終答案都是悲傷。

生存有許多方式，死亡卻只有一種。對於家屬而言，搶救或不搶救，意味著在「生」與「絕對的死」之間做出抉擇。

死亡是一個位於遙遠前方，模糊又巨大的陰影，而記憶中的生命一直是鮮活的，以人們共同度過的每一個日子存在著。選擇生幾乎是理所當然的，直到「那個時刻」迫近眼前，變得具體明晰，家屬才會看見生有許多面貌，譬如插著氣管內管維生的模樣，這未必是他們想要的「生存」。

悲傷也有許多方式，一如生存的千百種姿態。有時家屬不肯放棄搶救，是因為他們對搶救的概念過於模糊。

而正如悲傷與生存有多種形式般，愛也有著各種形式，許多時候，家屬對於家人的愛，大得足以讓他們願意跳過悲傷五階段中的「討價還價」與「抑鬱」，直接從憤怒跳至「接受死亡」。

（本文選自穆琳醫師《 病床上的選擇權──一個年輕醫師對生命與人性的誠實反思》，寶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