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真實？真實如何再現？再現的真實也能是真實嗎？如果不能，我們如何確認我們拿來審視的是真實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幻想？如果真實已經在觀測中粉身碎骨成為幻想，那麼我們要怎麼把握真實？
一群逃跑的印尼移工逐漸在一處工寮裡聚集起來，起初，一切都奇妙且令人欣慰，然後，隨著越來越多人進入，一切漸漸令人憎惡且厭煩。
工寮給予攝影機一種曖昧的定位，從一開始那台攝影機的不時微調，就是對觀看者的超然進行的一種否定，從小貓兩三只進行的自身故事的完整分享，到人漸漸多起來產生的無序與混亂，我們所聽到的，又從完整的故事回到瑣碎的細語，如果說「我們都一樣，既然來到這裡，我們都一樣！」這樣宣稱的功能是重新維持團體的和諧與一體，那麼到了電影尾聲，這被工寮成員時時高喊的話語已經失去功能，已經完全無效。「印尼」、「移工」作為劇中角色共有的標籤已經隨時間軸漸漸剝離，倒像是一種台灣民主的諷刺呈現，我們以為眾聲喧嘩會是美好的，結果卻造成內耗與空轉，這是這些印尼移工的「台化」，這種「台化」隱含著奴隸越來越像主人，而非主人的反面，他們擠在小小的工寮，就像我們擠在小小的台灣，或者我們擁有的小小的世界，這是全球化世界奴隸的小小世界，他們是這樣進行的，一個世界向另一個勞資更低的世界索取勞工，然後從其身上壓榨出經濟紅利，每一個世界都這樣被串起來，如果你處於最末端的那個世界，你就處予完全的被動，完全的不自由，反之你則能享用二十一世紀人類自由的最高讚禮，包含各式各樣的商品，各式各樣被包裝好的「異國文化」。我們離開自己的世界向更高的世界試圖索要我們的夢想，卻反而先置身惡夢，每一個世界都串連在一起，形成逐漸僵化的世界圖景，這個世界圖景懸掛著我們稱為「四海一家」、「全球共榮」、「人類榮景」的東西，好像他們是一體的，所以就是歡欣和樂的，實際上正好相反。《工寮》起初乍看紀實，滿足了我們的偷窺及道德淪喪的愧咎，因為這不是很明顯的嗎？台下觀賞的台灣人，有哪一個不是這些印尼移工的主人嗎？特別是當我們對此噤聲，容忍這一切繼續進行，我們不就是赤裸裸的共犯嗎？我們這些共犯難道不是只是從這些聆聽，從聆聽他們的苦痛，聆聽一個又一個希望的破滅中，正如上帝聆聽他選民的苦痛中，降低自己內心的愧咎感嗎？因為上帝不就是那個打造了秩序又隱身其中，既用這秩序（他本身）迫害人類，又讓人類為被這秩序（他本身）迫害而懺悔及瘋狂嗎？
而《工寮》又特別貼心的在讓我們在逼近要嘔吐之時，將鏡頭移出工寮，由外而內，同時我們看到一些移工在外頭跳舞，他們表情歡喜、手腳靈活，好像沒有注意到鏡頭，好像沒有注意到我們，正如在前頭工寮裡時，這些移工也沒注意到屬於我們這些奴隸主的攝影機一樣，所以攝影機可以自由來去、左搖右晃，而他們卻在逐漸擁擠下陷入爭執與謾罵，所有的聲音都混雜在一起，導致字幕切換的速度奇快，讓我們也從視覺上體會到他們的窘迫，這部電影就在移工的舞蹈之下慢慢結束了，當然這是與那些令我們應接不暇的移工們的爭執與碎語並呈的，所以產生一種諷刺的效果。電影是這次在Ｘ＋３＝１影展中首次放映的，在映後座談中，做裝置藝術起家的導演蘇育賢聊到這部作品是另一部停拍作品的替代品，在另一部作品《烏鬼》中，他在取材的過程中面臨到「過度涉入」的問題，很多東西可以不斷的深入挖掘下去，但他腦中的作品並沒有在這過程中越發明晰，反而經歷了不斷的毀壞與重構，弄到最後反而難以成形，為了給公視一個交代，他採取了相反的路數，延續《nalam》裡重演與改編逃逸的印尼移工的故事（關於警察喬裝呈觀光客，去茶園抓逃跑的印尼移工）他先是嘗試拍攝記錄片，從非法工寮出發，結果拍到一半非法工寮就被抄了，於是他乾脆去台南公園裡尋找了印尼移工邀請他們來「拍電影」（他說這首先是一部電影，這一切才能成立，因為根據他的經驗，移工們歡迎電影而對藝術無感）編排了每個人的角色以及關係，他說甚至還準備了很多分鏡圖，但最後都不太適合所以廢棄了，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聲音的部份，他在後製的時候才被提醒要分詭……可以說種種事情都表明在這之中有著巨量的浪費，而他也自承自己在拍電影是外行人，是用外行人在想像「電影」（當然實際的成品並沒有如「台北物語」那樣怪異且突兀，事實上我覺得他沒有講的話，作為偽紀錄片也沒什麼問題。）
談到到他拍攝《工寮》，他說自己並不認為《工寮》有辦法解決什麼問題，事實上作為一部高度人工的作品，他倒是認為《工寮》的結局本身是一種「無效」的呈現，也就是說在那些聒噪且瀕臨失序的吵雜聲中，一切都沒有出路，他還補充了一個細節，工寮本身是在廢棄工廠中拍攝，也就是這些出逃的移工最後又聚集在工廠之內。當然因為他想不到有什麼不突兀的方式呈現這一點，所以他放棄了。他說自己最喜歡自己作品的部份，反而是那些在拍攝過程中，交由移工們自由演繹的部份，那些自由演繹沒有造成突兀的「業餘感」反而添加了真實，
比如說他自己付錢讓移工們協助裝飾工寮，並在人多口雜的場景在設定好的對話外，保留了移工自己閒談的彈性，於是在大家都逐漸陷入焦躁與不安，以及對雇主的憤怒與仇恨中時，在某些人口中還是可以聽到「這裡好像夜店」這種奇怪的台詞，我個人認為這樣產生的效果反而是很好的。事實上現實生活中的一個群體討論總是這樣，起初大家有和諧共識，然後分裂成一小塊一小塊進行討論，最後在作為基調的氛圍之中，殘留被分割出來的異音，就像其中一名移工一直吶喊他為了來台灣，「賣掉了自己的ＡＮＯ」結果現在負債累累，不能回去。這樣的吶喊不時從人聲中冒出，又下潛（後來我們知道ＡＮＯ是他的水牛）在時間的魔力下，一體總是分裂，各區的情緒會有落差，正如游泳池裡深淺不同溫度也不同。至於談到真實的部份，導演談到自己的「正義觀」他認為很多東西都盤根錯節的共生在一起，導致正義變得很困難，並不如現在流行的「正義」那麼簡單。因為常常起頭就是不正義的，後續的連鎖效應更難以遏止。他自己在生產這部作品的過程中，能做的就是明確化自己與移工的僱傭關係，移工認知到自己「是被付錢表演」同時，又有「暢所欲言」的一定權力，而這作品也是「劇情片」而不是「紀錄片」這樣雙方資訊對稱的前提之下，他覺得會比較接近他認為的正義。
隨性一查，發現原來這並非是我第一次看到導演蘇育賢的作品，早在之前就看過他的《先知》了，《先知》呈現一對老夫妻在等待看電影的影像，在電影上映之前在瑣碎的閒談中發現了關於生活的事實－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距離，人總是要苟延殘喘的。
我猜這部片之後應該是會在公視上面播，一個小時不算太長，節奏也不讓人覺得拖沓，有興趣之後不彷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