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之問，中國落後的謎團

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大國，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回顧過往歷史，一直有人疑惑，為什麼中國如此泱泱大國，它沒有發展出科學革命呢？為什麼中國的人口那麼多卻沒有發生啟蒙運動呢？這個落後結果的原因到底應該在哪，今天想跟大家從金融與心理的角度去探討這個難解的李約瑟之問。

李約瑟之問

英國學者李約瑟是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李約瑟認為僅管中國古代對科技發展做出了許多貢獻，但是為什麼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更有很多人把問題推廣成：「近代中國為什麼會落後？」在這麼多現代化的配方當中，中國到底是少了哪一樣？1976年的時候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伯爾丁正式將這個歷史問題稱為：「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

官起於匪

但是到了農業時代可就不一樣了，農業時代的村民具有長遠的規劃，他們勤奮的揮灑汗水，只希望在冬天能有足夠了糧食幫他們度過寒冬，如果搶匪在秋收的時候來搶劫，把人殺了、把食物也奪走，那村子就只有餓死一途，這樣一來，搶匪下次也沒東西可以搶了，這對土匪本身也是不利的。

所以就出現了靜止的土匪，土匪既然不想要滅村，想要長期的收保護費，因此就給村民提供武力的保障，對抗那些殺人奪糧的土匪，而村民則必須要上繳收成的存糧，慢慢地土匪開始規劃誰要繳多少糧，他需要用這些糧顧哪些人來保衛村子，更開始調解村裡的紛爭，這就是「官」。

靜止的土匪其實起源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當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你再去深究土匪當初到底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人民已經沒有意義了，而要實現更高級的治理，就是建立國家，這樣百姓才能心甘情願做穩奴隸這個角色。

債券有多重要

有了國家之後，社會因為有國家提供保障就會趨於安定，安定之後就會出現勞動分工，而私有財產制就是勞動分工的產物。私有財產制度也有人說是金融財務的分水嶺，怎麼說呢？

私有財產制度的興起最後導致一個非常重要的金融工具誕生，就是“債券”，一個國家想要融資做大事，有兩種方法，第一就是靠稅收，這是一種財政手段，針對的是人民當下的收入，就跟切蛋糕一樣，政府把人民手上的蛋糕拿走了，放到自己的口袋，相當於拿老百姓的錢去重新分配。

第二就是靠發債，債券這個東西相當於國家拿未來當作抵押，跟人民借麵粉，是將資源集中起來做大之後再發還給人民的模式，換句話說發債是一種用時間換空間的融資方式，如果這些錢在民間的投資報酬率高於國債的話，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是增長的。

而發債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是局部性的，而稅收是全面性的。以前的資本是很稀缺的，所以發債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權貴而不是平民，國家拿了貴族的錢去投資、去研發、去冒險，而國家強盛之後帶動整個社會的繁榮，這相當是拿貴族的錢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是很划算的一筆交易。

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異從這裡逐漸擴大，中國各個朝代都以稅收為主要財政手段，但是當遇到天災的時候，人民自己就吃不飽了哪有多餘的糧去繳稅呢？因此就會造反，朝代的更迭與天災密不可分。

另外在思想上，古代中國人認為賺錢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舉例來說，王安石當時推動改革，其中有一項政策叫做「青苗法」，就是指農民可以向政府借貸，去購置田地、增加生產，利率大約20%，雖然看起來像政府帶頭放高利貸，但是這在資本稀缺的年代已經比貴族給的利率還要低很多了。不過這時候士大夫就跳出來啦，說王安石真是無恥，怎麼可以與民爭利呢？在儒教看來，國家賺錢就是不對，司馬光鄙視王安石，正如孔子鄙視管仲。

西方世界國家發行債券的原因還有一點跟中國不同，就是西方世界長時間處於一個群雄割據的時代，像英格蘭就是個獨立的島國，外來的敵人不易入侵，因此他就不用常常變成一個拳頭抵抗外敵，這樣國家就不用一直徵稅一直支出大把的軍事費用維持國家安定，可以實現藏富於民的境界。

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的天朝就是一個統一的王國，他要面對的是外族的入侵，所有的日常開支都要向人民收稅，再去進行分配，人民很難有私有產權的概念，所以就連大家耳熟能詳的鏢局也到明朝才開始出現，既然私有產權意識難以成型，債券的概念也就發展不出來了。

西方世界為了維持債券關係的穩定，就需要一套律法來維持這個契約的執行，國家與政府的權利也就受到限制，西方的契約、法治的概念開始成形，也就是說國債制度間接形成了契約制度與法治社會。

有了法治社會的保障之後，階級開始流動，工業革命的導火線也在此成型，從這點來看金融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從而改變了命運。中國傳統型態的社會非常穩定，財政危機週期性的發作，如果藥石罔效就會以王朝的更迭做為結束。而歐洲各國學會向未來融資，獲得強大資金支持進而促進法治社會、階級流動，這也就是中西方財富起源的不同，也許李約瑟之問可以從這裡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