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當中相當重要的要素之一，政府的組成也是左右社會性質的關鍵因素。然而，從台灣自古至今的歷史來看，宰制整個台灣社會的政府權力幾乎不是由社會本身經過長時期的協作經驗整合而成，而是由外來政權透過各種形式佔有台灣社會的領土主權後所組成，因此要說台灣社會是長期受到外來政權殖民的社會也確實是認識台灣政治社會的重要事實之一。
在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前，台灣本土的政府形式僅僅只有小型部落或部落聯合王國、停泊並在沿海一帶建立據點的各類型商團海盜、漁獵團體以及古老帝國的武力征服與宗藩關係延伸之機構。首先在民族國家產生時代主宰台灣的政府乃是明治維新時代脫胎為亞洲強權的日本帝國殖民政府，在1895年因日清戰爭而獲得台灣領土主權，其統治模式由早期的類英國商業殖民模式到1915年左右轉而成為民族國家延伸的內地延長模式，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幾乎不去動搖台灣鄉村的傳統生活，但同時又將城市資本主義以及大規模的經濟作物種植模式引入台灣。日本時代的台灣可以說是同時能體驗到不輸給同時代日本與西洋都會文明的生活體驗，又同時能夠在鄉下發現民族學者筆下活生生的清帝國時代各民族的生活原貌，這是很典型的十九世紀海外帝國主義的統治模式，這種統治模式主要是為母國經濟需要而進行必要建設，但在本土文化上則盡量減少對在地住民生活習慣與秩序的干擾，來降低殖民政府的統治成本。太平洋戰爭時期，由於台灣經歷過日本內地延長統治而逐漸在文化層面上接近日本社會，因此也讓殖民政府逐步開放本土台灣人在地方議會的參政權，甚至1942年殖民政府考慮到戰時統治成本的上升以及台灣人對日本母國忠誠度的上升，曾有過讓台灣人自行組織政府獨立建國的建議。
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日本投降並放棄了台灣的主權，在美國太平洋司令的安排下由來自中國的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取得台灣社會的託管權。戰後初期整個國際政治因為轉入美蘇冷戰的關係，美國對中華民國是否具有台灣主權的議題也始終保持模糊，這使得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台灣人遭受中國政府有計畫的清洗屠殺，甚至是之後幾十年內的獨裁統治都無法撼動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權威，堂而皇之的成為了台灣社會的政府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的統治也不僅是暴力鎮壓與監視而已，更是透過教育、學術、娛樂中的文化認同塑造來強化台灣人對政府合法性的認知，同時也強化了1949年隨著中央政府大批遷徙來的的中國移民在本土制度上的優越性。1996年雖然產生了第一位由台灣民選選出的本土人總統李登輝，並在其任內積極復興台灣本土文化的認同，但早已深根制度幾十年的國中文化因素卻也牢牢刻印在許多戰後世代台灣人的體內，使得台灣在文化認同上很難與中國文化平起平坐(甚至失語)，同時制度內的人事權威往往還是舊黨國時代的官僚天地，直到今天即使是由更加本土化的民主進步黨執政也不得不項制度內的權威妥協使得民間獨派團體對其有怨言也無法向何處發聲。同時，戰後台灣處於美國自由市場的路徑上，也使得2000年以後中國市場崛起台灣政府不論哪個黨派都無法阻止大量新中國人與新中國文化的入侵，這些文化與人口因素都讓原本就難以產生自身政府代表的台灣社會面臨更多的挑戰，台灣獨立並組成願意尊重台灣歷史與文化獨特性的政府成為一個遙遠的夢想，或許未來的30年或50年後台灣還是一個實質獨立且有自己政府的實體，但一路走來的艱辛和精神失常已經讓這個政府變成一個「台灣的政府」而非「台灣人的政府」，就連之後的世代或許也早已遺忘了做為台灣人的積極意義，僅僅是全球化中的傀儡還自以為已經站在文明的頂點。「什麼是台灣人?」或許這個問題不甚在由任何既成的政府或體制來去回答，而是要回到最原始的政府組織中去尋找答案，也就是家庭、社區與結社，只有在那裏我們才能用我們真實的生命去體驗做為一個台灣人的積極意義。現在台灣社會是一塊正在焚燒的荊棘，也怎樣都未被焚毀，而意義也體現在火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