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亮 - 不避諱政治的導演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應亮這個名字，對大多數人而言應該相當陌生。他出生於上海，自學生時代起，便持續進行電影相關的創作，但2012年因拍攝《我還有話要說》時，涉及政治敏感的議題，片子遭到禁播、無法回到中國，直到目前為止，仍於香港任教。
《我還有話要說》取材自2008年的楊佳襲警案，鏡頭並未聚焦於案件本身，而是以楊佳母親的視角重新理解這件事情的影響。
導火線來自於楊佳在上海騎自行車時，被民警攔檢、帶回派出所拳腳相向，嚴重至他的性器官損害，可能無法生育，在未得到滿意賠償的情況下，楊佳不斷投訴警方的暴力情形。2008年7月1日持刀自上海公安分局，刺傷多名警員，最後造成6名員警死亡，及多位民警受傷。楊佳案發不久，他的母親王靜梅女士被帶至派出所，甚至在未經過精神鑑定的情況之下，被迫於精神病院待了143天，遲至兒子被執行死刑之前，才被釋放。
電影描述的便是王靜梅女士被釋放後的生活，整片多以長鏡頭呈現，母親安靜的狀態對比員警的些許無理、人權律師的憤恨不平，更顯得哀傷沉重；所有了解事件的人面對她時都顯得小心翼翼，反觀牆外的孩子、路上的攤販的歡快更顯自然，那些歡笑似乎說明生活仍有希望，又像是暗示即使生命中有重要的事物消逝，世界仍會若無其事的轉動，殘酷的時間不會為任何停留；就算楊佳經過不正當的司法程序判刑，陽光依舊燦爛，徒留他生前的親友與生活的陰影搏鬥。
去年應亮導演的新作品則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短片〈媽媽的口供〉在高雄電影節首映。內容描述因為女兒拍攝港獨相關的片子，而被公安質問的母親回憶來台灣一家團聚的故事；若是參加過導演的座談會便會知道，劇情幾乎是他的人生寫照。被迫流亡於香港甚至其他國家、在拍片達成心中理想的同時還要兼顧家庭與生計、無法回中國，連與親愛的母親見面還要透過旅遊觀光的名義到台灣會面。這部片同樣以母親的角度切入，她不太關心女兒的片子，只在意女兒平常的生活有沒有吃苦、和孫子之間的珍貴相處，這份親情透過黑白畫面的呈現反而更加深刻。
有趣的是這部的英文片名叫做I have nothing to say；母親在面對公安盤問時，已經把她所知的一切通盤說出，公安仍相信她可以為政府做些甚麼，例如遺漏的片段、代為說服女兒停止拍攝相關影片等，但無論是精神或是身體都已經精疲力盡，也無話可說。她所希望的僅是能再見到女兒一面。
《我還有話要說》跟《I have nothing to say》恰好展現完全不同的態度，卻同樣呈現出中國司法體系的不足:有人有申訴的話未說出口、有人說盡了一切仍然不夠，他們要的從不是真相，而是容易辦事或政治正確的答案。也許有人會將此歸咎於共產專政之上，但可以合理想像的是這類情形不止出現在中國;身為閱聽人的我們，可以回過頭看歷史上曾經的受害者，討論政府的轉型正義應如何實行，甚至反思，如何從法制到官員避免違反程序及人權的情形發生?
《我還有話要說》取材自2008年的楊佳襲警案，鏡頭並未聚焦於案件本身，而是以楊佳母親的視角重新理解這件事情的影響。
導火線來自於楊佳在上海騎自行車時，被民警攔檢、帶回派出所拳腳相向，嚴重至他的性器官損害，可能無法生育，在未得到滿意賠償的情況下，楊佳不斷投訴警方的暴力情形。2008年7月1日持刀自上海公安分局，刺傷多名警員，最後造成6名員警死亡，及多位民警受傷。楊佳案發不久，他的母親王靜梅女士被帶至派出所，甚至在未經過精神鑑定的情況之下，被迫於精神病院待了143天，遲至兒子被執行死刑之前，才被釋放。
電影描述的便是王靜梅女士被釋放後的生活，整片多以長鏡頭呈現，母親安靜的狀態對比員警的些許無理、人權律師的憤恨不平，更顯得哀傷沉重；所有了解事件的人面對她時都顯得小心翼翼，反觀牆外的孩子、路上的攤販的歡快更顯自然，那些歡笑似乎說明生活仍有希望，又像是暗示即使生命中有重要的事物消逝，世界仍會若無其事的轉動，殘酷的時間不會為任何停留；就算楊佳經過不正當的司法程序判刑，陽光依舊燦爛，徒留他生前的親友與生活的陰影搏鬥。
去年應亮導演的新作品則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短片〈媽媽的口供〉在高雄電影節首映。內容描述因為女兒拍攝港獨相關的片子，而被公安質問的母親回憶來台灣一家團聚的故事；若是參加過導演的座談會便會知道，劇情幾乎是他的人生寫照。被迫流亡於香港甚至其他國家、在拍片達成心中理想的同時還要兼顧家庭與生計、無法回中國，連與親愛的母親見面還要透過旅遊觀光的名義到台灣會面。這部片同樣以母親的角度切入，她不太關心女兒的片子，只在意女兒平常的生活有沒有吃苦、和孫子之間的珍貴相處，這份親情透過黑白畫面的呈現反而更加深刻。
有趣的是這部的英文片名叫做I have nothing to say；母親在面對公安盤問時，已經把她所知的一切通盤說出，公安仍相信她可以為政府做些甚麼，例如遺漏的片段、代為說服女兒停止拍攝相關影片等，但無論是精神或是身體都已經精疲力盡，也無話可說。她所希望的僅是能再見到女兒一面。
《我還有話要說》跟《I have nothing to say》恰好展現完全不同的態度，卻同樣呈現出中國司法體系的不足:有人有申訴的話未說出口、有人說盡了一切仍然不夠，他們要的從不是真相，而是容易辦事或政治正確的答案。也許有人會將此歸咎於共產專政之上，但可以合理想像的是這類情形不止出現在中國;身為閱聽人的我們，可以回過頭看歷史上曾經的受害者，討論政府的轉型正義應如何實行，甚至反思，如何從法制到官員避免違反程序及人權的情形發生?
責任編輯：陳佳琳 核稿編輯：曾晞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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