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挪威轉型正義看19世紀的種族觀

二戰過後，上萬挪威女性因曾與德國士兵有過親密關係，而受到挪威社會舉國上下的歧視性對待，在近日紀念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70周年的活動上，挪威首相索柏格（Erna Solberg）道歉曰：「這些和德國士兵有關係、或是被懷疑有關係的挪威女性都是受害者。」、「在這天，我以政府之名，在此致上我的歉意。」

二戰期間的納粹高官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認為挪威人金髮碧眼的長相有助於納粹政權宣揚雅利安人優越論，將優生計畫「生命之泉」（Lebensborn，英譯Fountain of Life）大舉擴張到挪威，此計畫旨在透過挑選父母，產出「種族純粹又健康」的雅利安人後代。而位於挪威的「生命之泉」接生了8,000至12,000名嬰兒，遠高於其他殖民國。

當時「生命之泉」的待產產婦受到良好的食物供給及其他照料，但產後的外國媽媽們卻被要求「讓渡」她們的孩子給德國人撫養。據希姆萊說法：「必須讓他們（生命之泉兒童）脫離壞的環境，把好的血統留給我們自己。」但是如果沒通過嚴格檢測，就會被關到集中營裡做工，或甚至乾脆殺死。

戰後，這些與德軍有關係、被稱為「德國女孩」（German Girls）的挪威女性遭到政府非法逮捕、拘禁，甚至被剝奪國籍，而少數得以歸國的德挪混血孩童直接被轉送到精神病院或領養家庭。小時候就遭挪威母親拋棄、德國父親也下落不明的韓森（Paul Hansen）接受訪問時說：「二戰結束後，我們就被送到精神病院裡面。我後來才意識到這是因為我是德國士兵的孩子。」、「當時有對小兄妹被放在豬圈兩天兩夜，然後他們被用帶有酸性物質的東西洗到皮都破了。院方卻說他們這麼做，是要洗掉我們身上的納粹味道。」

納粹大規模的優生計畫造成無數悲劇，而歷史傷痛隱含的，是現今最敏感的政治不正確，種族主義。

納粹黨鼓吹雅利安民族為最優越的人種（master race），並以部分學者將閃族貶為劣等人類、猶太民族有殺害基督之原罪的論述做為「淨化種族」政策的依據。

雅利安人（Aryan），在大多數情況下意即使用印度、伊朗語族或印歐語系語言的人，屬高加索人。身材高大、淡色皮膚、面長多毛、鼻骨高、瞳孔顏色淺，虹膜多呈淺灰至藍色，髮色多變。此人種細分為北歐人種、阿爾卑斯人種和地中海人種。德國白人多屬阿爾卑斯人種，喜歡把他們的英雄講成藍眼金髮的巨人，但德國的藍眼金髮比例沒有北歐國家多，本文中被稱作「德國女孩」的挪威女性們因此而受害。

張伯倫於1900年出版的《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提及對於雅利安民族優越性的精細論證，也是納粹種族主義的原典；同樣推崇雅利安血統的《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也成為納粹種族理念的教義問答（Catechism）。

此時期人們主張遺傳的肉體特質直接決定人性、智商、道德等等文化及行為的特性，並主張某些種族的人在本質上比其他種族的人優越，這同樣是歐洲國家開展殖民事業的最大理念。

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是指從歐洲角度看全世界，並自覺或下意識感覺歐洲之於世界的優越感。歐洲中心論者認為歐洲的文明是世界上最進步最典型的文明、認為歐洲以外的國家都是野蠻的，只能向歐洲學習並模仿歐洲的進步途徑發展。

殖民時期的歐洲強權聲稱自己有「白種人的負擔」，是種對落後文化、經濟居高臨下的視點，以「身為文明強者必須負擔起開化蠻族的責任」作為侵略他國的理由，這種觀點也被視為歐洲中心主義的體現。

從自由主義者狄鮑（Cornelius de Pauw）在1770年時於《美國哲學研究》中的主張，可大略知道當時白人對於其他民族的貶抑思想。他提到：「（歐洲人抵達）三百年後的今天，印第安人還是完全不會思考。他們的基本特質就是愚蠢麻木。他們是如此懶惰，以至於完全無法學習」，美洲原住民「缺乏活力與耐力，性生活冷感而變態、生育力低落、毛髮稀少、壽命短且多疾病與怪癖」。他也宣稱「從合恩角（Cape Horn）到哈德遜灣，整個美洲沒出現過一位哲學家、學者或思想家，值得在科學史上記一筆，或曾經對人類有過貢獻。」

對印第安人及其他民族的偏見，極大程度來自當時歐洲的發展進程。19世紀的歐洲開始自工業革命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經濟實力的雄厚與軍事力量的強大，牢固地奠定了歐洲的霸權地位，對東方的殖民侵略快速展開。印度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中國、土耳其逐漸殖民地化， 東方其他國家與地區大多與印度步上一樣的命運，歐洲優勢的時代帶來了歐洲作為世界統治者的地位。《全球通史》的作者這樣寫道：「歐洲的主子在所有大陸上都接受了弱小種族的效忠，認為這種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適者生存的必然結果。在印度，他們被恭敬地稱為大人，在中東被稱為先生，在非洲被稱為老爺，在拉丁美洲被稱為恩主。」
此時的侵略國一如納粹，認為自己的血脈是生存競爭中的絕對強者。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告訴人們自然界的生物都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並提出科學證明。斯賓塞則進一步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黑格爾從邏輯上、馬克思從社會歷史上也提出了人類演進的普遍規律，而歐洲正在這個演進的至高點上。

在歐洲強權不斷擴張殖民版圖的同時，知識分子們同樣有殖民他國的優越心理。蘭克，19世紀歐洲歷史學的代表、近代史學之父，曾說：「歷史教導我們『有些民族完全沒有能力談文化』。從全人類的觀點看來，人類的思想只是在偉大民族中歷史地形成的。」於是他的多卷本《世界史》，簡單地敘述埃及、兩河流域的歷史後，便轉到希臘羅馬與條頓民族史，他還提出「印度和中國根本就沒有歷史，只有自然史」、「世界歷史就是西方的歷史」。這樣的觀點也反映出現今歷史教育中史觀的單一，我們學習巴爾幹半島的紛亂事由，卻不著墨太多悠長的伊斯蘭史。

18世紀後的歐洲掌控了近代歷史的走向，十八世紀歐洲的大幅發展令文明推進，卻也同時造成歐洲人的自負，進而帶來了歐洲霸權的殖民劫難。

即便在現今崇尚「人生而平等」的時代，種族主義言論仍不絕於耳。英國利茲大學族群及種族主義研究中心（Centre for Ethnicity and Racism Studies, CERS）的羅教授（Ian Law）認為，現時需要一個全面並有待修正的基本認識和理論框架，才足以了解及解釋地球上發生的種族問題。

消除種族主義並非抹去各民族的文化獨特性，而是在自豪於己身文化之餘，擁有同等的寬容對待其他族裔的人。身為一個黃種人，我們同樣處在「生而為罪」的歧視中，但我們一方面自卑著說英文時有台灣口音，一方面又歧視東南亞移工。期望哪天，我們能自豪於本土的文化，也有包容其他族裔的溫柔。

畢竟，沒有人生來就該被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