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與獻祭：《燃燒烈愛》中的人類學儀式

近期入圍第91屆奧斯卡外語片獎的南韓電影《燃燒烈愛》，帶著豐沛的存在主義，探索著自我和外在的關聯。

該片以「困頓」作為電影的主色調，渲染其抑鬱、憂傷的氛圍。《燃燒烈愛》為導演李滄東睽違八年的電影作品，在此之前他的導演作品《密陽》（2007）、《生命之詩》（2010）都對殘酷的現實進行生命的辯證。在《密陽》中描述著一個悲苦的靈魂如何化解他人之罪並得到自我的救贖。在《生命之詩》中是透過一首首對生命探問的詩句洗滌內心的罪感，從而安頓受傷的心靈。而《燃燒烈愛》僅僅憑藉著一股對生存的信念，急迫的追逐著生命的真相。

該片改編自村上春樹早期的短篇小說〈燒柴房〉，保留了文本中最具儀式感的「撥橘子」表演，並將這個形而上的概念反覆的進行操演。電影中的女主角海美說：「重點在於，不要拼命想那邊有一堆橘子，只要把沒有橘子這件事徹底忘記就行了。」於此將「存在」的意義化為一種表層的觀感，真正要去做的是去忘卻「存在」的議題本身。電影中將「存在」的命題化為具體的符號，如同那隻似有似無的貓、童年時家旁的枯井、海美的去向般縈繞在觀眾的身邊。

而這些關於「存在」命題的考驗，是基於現實處境下的的空虛與空洞，並透過電視的播報而展現，那些關於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的新聞、韓國青年的就業數據，為觀眾搭建出一個相當真實的場景。即便跳脫了媒體的播報外，電影背景——坡州，也充滿了政治性意味。坡州的地理位置與北韓相隔不遠，從而營造出一種即使身在於南韓的領土上，卻時常受到北韓廣播干擾的壓力感。因此，當政治、經濟上的壓力，密集的壓迫在這一代青年人身上，每個人成了那麻木的李鍾秀。

電影以《燃燒烈愛》之名，將「火燃」的意象運用的特別突出。而「火」在電影中的意義性包含了「毀滅」、「淨化」以及「重生」等多重的意涵。首先，電影中Ben以「燃燒溫室」代指殺人之意，「燃燒溫室」確實是很鮮活的比喻。在弗雷澤《金枝》中，根據威廉・曼哈德對以「火」焚燒人的儀式闡釋，將此作為巫術思維中的「相似律」(law of similarity)，目的是在模仿太陽的光與熱，又可稱為「太陽巫術」。在原始社會中，以火焚燒人的巫術目的性在於，藉此得到同太陽一般散發著光、熱的能量。而這種能量也被視為是生命的起源，亦即生命之源。而在電影中，Ben是處於「great hunger」中的飢餓之人，因為自尋不著生存的意義，因此透過殺戮而填補內心的空缺。若說太陽是生命之源，而Ben即是透過他人的獻祭，填飽其饑餓的心靈，並獲得活下去的能量。

在上一段敘述中提到「火祭」是一種模仿巫術，去模擬太陽的自然之力。在《燃燒烈愛》中，Ben的形象也總是與太陽脫不了關係。在他出場的片段中，通常都在充滿光線感、明亮的場景裡，像是充滿自然光的咖啡廳、陽光普照的高級社區等。 且在Ben的別墅裡，甚至有著一大片的落地窗戶，能讓光線直射到屋內。這和終日在陰暗家屋裡的李鐘秀以及租房裡一天只會有一次照射到陽光的李海美家是截然不同的。Ben和李鍾秀、海美的階級關係，不僅展現在有形資產的擁有，在自然資源上也是有所落差的。Ben的化身即是太陽，享有著一切的資源，並透過他者之死，來激活自己的生命力，感受體內的躁動。

從另一方面來說，對李鍾秀而言，以火焚燒Ben是完成對自我的淨化。（在此先不論這個行為究竟是出自於真實或是想像。）《燃燒烈愛》中有兩次具象的火燃意象，而這兩次具象化的成果都是由李鍾秀所完成的。第一次出現在李鍾秀的夢境圖景，一個男孩裸身站在正在被焚燒的溫室前。在這個夢境中的男孩，映照出主角在潛意識中的徬徨與不安。而焚燒中的溫室則具有毀滅性的象徵意涵。第二次的焚燒意象出現在電影末尾處，由李鍾秀對Ben的報復，完成對社會階級的反抗，同時也是彌補對海美的虧欠。在這裡，Ben所代表的是韓國社會中那一群「有錢的蓋茲比」，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李滄龍作為一位身兼作家的電影導演，透過字詞的隱晦性，不斷去翻轉對事物的指涉，就像「枯井」本身既是海美對生命的掙扎，又是鍾秀對真實的追尋，這是電影中的文學性。在電影中對謎團的拆解與解構，實則是以青年之眼重新建構世界的一種方式。儘管世界本身還是混沌不堪，但還是能以書寫或是直接毀滅的方式去做出改變。導演曾表示，他拍這部片主要是想顯現年輕世代對社會的焦慮。這是他眼光敏銳且細緻的地方，洞悉了時代問題、世代差距以及當代心理壓力。

《燃燒烈愛》在坎城影展首映後，以3.8的高分拿下了影評人費比西獎，但卻未獲得其他大獎，可謂是雷聲大雨點小。這個結果一方面可說是文本與電影語言間的扞格，村上春樹的小說本就非容易改編的作品，然而導演卻能就其中的哲學議題發揮的更為深刻。於電影的改編上，導演捨棄了村上「點到為止」的寫意方式，而是「刨根究柢」的開挖事情的真相，然這個真相終歸還是混融在多義性的曖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