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芷与公益人:“相信的东西都在飘”

閱讀時間約 17 分鐘
作者 | 珊竹、小田
北极熊靠在葱郁的针叶林里,旁边的雪山上标着摄氏度标志,仿佛下一秒就要被融化。另一边,太阳在水面上映出半圆形的金色倒影,逆光下的大象高昂着头,身旁的长颈鹿却陷入了沉思。
鸿芷咖啡馆的壁画
拍摄:珊竹
自称是“视觉动物”的程琳,就职于北京一家国际环保公益机构;第一次来鸿芷咖啡馆的她,就被这两幅壁画所吸引。尽管本职工作繁重、经常加班,她依然挤出业余时间在鸿芷帮忙,也听咖啡馆创始人霍伟亚和张小柔讲壁画的寓意。
鸿芷咖啡馆的壁画中,融合了根与芽、壹基金、红树林、自然大学、银杏基金会、地球一小时等众多公益组织的标志。而鸿芷咖啡馆自开业以来,一直被评价为公益跨界的创新实践,商业和公益结合的成功“案例”。
然而,鸿芷在2018年3月发出公开信,宣布要在5月20日结业。随后《北京青年报》采访了鸿芷,报道在平台“今日头条”发布后,获得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却是:“活着才是硬道理。公益只能说是一件衣服。如果连活着都没有办法做到,谈公益就是给一个没有呼吸能力的玩偶披上华丽的衣裳。”
一下子,鸿芷咖啡馆便成了又一个不堪经济重负而倒闭的公共空间。
四月的北京,突然下起了雪,雪中的鸿芷咖啡馆
拍摄:小田
2014年,鸿芷空间从住宅楼搬到现在的银河SOHO,转变成一家咖啡馆。“压力确实大,但当时没有那么敏感,知道大到哪种程度”,鸿芷团队最初的想法是先去试一下。鸿芷咖啡馆最终落脚的银河SOHO在北京东二环地段,朝阳门地铁站旁,但银河SOHO的客流量一直不高。
霍伟亚说,把咖啡馆定在这里,主要是考虑交通方便和周边公益组织多,而且银河SOHO也算是一个地标。他觉得,如果以现在的资源来看,这里固然不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地点了,但选了并不后悔;在四年前,这也的确是最合适的选择。

倒计时与改变世界

在闭店倒计时的第四十一天,鸿芷有了一款新的特饮:“如何改变世界”。它是一杯大致可分成三层的“苏打美式”,从第一层高透明度的淡黄色,渐变至第三层的深棕色,透过光线,杯子的中上部像一团火。张小柔在朋友圈里介绍这杯新品:浓缩咖啡和苏打水结合,就像公益和商业的结合,前者产生了这款饮品,后者产生了社会企业。
“如何改变世界”源自一个书名,一本介绍社会企业的书。这杯只能续存四十一天的饮品,以此“冠名”,也透露出鸿芷创办人的野心,抑或是不甘心。
咖啡馆门口的倒计时牌
拍摄:小田
从朝阳门地铁站走到鸿芷咖啡馆,路上会经过五家咖啡馆,其中三家属于大型连锁品牌。2016年一份咖啡行业报告显示,北京的咖啡馆数量排名在全国第二,共有3722家,但已是负增长趋势。这一报告的总结语是:“这是咖啡最坏的时代,这是咖啡最好的时代。”
把这句话中的“咖啡”换成“公益”或“公共空间”,也完全适用。
开间小小的咖啡馆,一直是众多文青的梦想,市面上甚至有这方面教程式的图书。戴着黑框眼镜、高瘦的霍伟亚不是要过“小确幸”的文青,他所着迷的是更“古典”的咖啡馆——公共空间。
创办鸿芷之前,霍伟亚去过不少公共空间,但他觉得,很难说有哪一个地方,直接令他产生了办一个类似空间的冲动,反而是《理念人》这本书给他启发最多。《理念人》是社会学学者刘易斯的作品,书中追溯了不同年代知识分子的状态,把知识分子比作理念的守门人。
“咖啡馆就这样铲平了等级,同时它也导致了新的整合形式。它有助于用建立在相同观点上的团结,取代建立在共同生活方式或相同出身上的团结。如果人们没有机会互相讨论,没有从独自思考的孤立状态走进公共世界,在与他人的讨论中磨砺和检验自己的观点,共同的观点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咖啡馆有助于众多的个人观点凝结成一种共同的观点,赋予它形式与稳定性。报纸还未能做到的事,在很大程度上由咖啡馆完成。”
——《理念人》
《理念人》中有一节专门讲述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这些论述吸引着霍伟亚。当他在2018年的下午,说起18世纪咖啡馆沙龙时,他的目光似乎随着思绪飘远了,脸上是一种期待美好降临的表情。
霍伟亚在鸿芷咖啡馆
拍摄:小田
鸿芷咖啡馆在银河SOHO经过的四年,也是公益行业剧变的四年。在2014年,北京市登记的社会组织有9091家,同年北京市开始实行“直接登记”的新办法,简化了组织登记的流程。到今年年初,在北京市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了3.5万家。
活动空间是鸿芷的核心功能,在咖啡吧台旁边,贴着一份“课程表”,那是活动的公告板。根据其豆瓣小站的介绍,每年的活动量能超过200场。
在这四年间,鸿芷活动的内容也有了变化:一方面是话题越来越多元,鸿芷从一个环保为主的空间演变成真正多元的公益空间;另一方面是公益人的关注点越来越“技术”。霍伟亚谈起自己的观察:“可能也不是这两年的变化,大家更多地在讨论筹款啊、传播啊,这种跟机构生存相关的,技术层面的......还有的是公益人来这边聚会交流,可能聊的是99(公益日)、钱啊、生存啊,感觉大家在一起探讨的(内容),跟2010年前后感觉,其实已经不一样。”
以前都聊些什么?“谈赋权啊,谈参与式,还有谈公民社会。”霍伟亚回忆道。
公益人关注点的变化,与环境的变化、筹款和传播工具的兴起有关,而憧憬18世纪咖啡馆沙龙的霍伟亚,对这些技术讨论其实并无多大兴趣。不过作为场地提供方,鸿芷甚少会审查或限制活动内容。霍伟亚把鸿芷比作菜市场,有人卖青菜,有人卖胡萝卜,不同的话题和观点都自由流淌。

“最好的支持不是讲什么情怀”

开鸿芷咖啡馆之前,霍伟亚做着一本环保杂志《青年环境评论》,这是一本没有刊号也不赚钱的内部交流杂志,基本只在环保圈内传阅。杂志和咖啡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被他理解成公共空间的不同载体,杂志通过铅字促成交流,咖啡馆更直接,人们能面对面地聊起来。
当然,两者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鸿芷咖啡馆从未曾靠经营达到收支平衡,更不要谈盈余了。鸿芷咖啡馆的收入一直由两部分组成:公益资助和经营收入。几年来,鸿芷的业务也日渐多元,增加了卖书展架,开办了公益产品店“鸿选益品”,还试过在附近办起青旅“鸿人会馆”。尽管如此,霍伟亚坦言,即使在比较理想的时候,鸿芷的经营也只能覆盖70%多一点的成本,“再往上我们就觉得很难。”
鸿芷经营的最后一天,一名儿童公益创业者购买了很多“鸿选益品”,包括笔记本、纸胶带、上面彩绘着花朵和奶牛的名片插,还有一盒环保铅笔——每支笔的里面都埋藏了种子。她和其他到场者分享道,最好的支持不是讲什么情怀,而是切切实实地买他们的东西;因为只有消费者变多了,公益组织才有动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自我造血,真正活下去。
这位创业者所购买的“鸿选益品”
拍摄:珊竹
在北京,随着社会组织数量增加的,还有公益空间、活动场地,同时线上分享会也日渐兴盛。鸿芷办活动的场地费是1000元,这比商业咖啡馆包场要便宜不少,但和免费空间比,吸引力就少了。
同时,张小柔也感受到公益政策环境对鸿芷活动的冲击。过去两年,《慈善法》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相继出台,很多国内草根公益机构处于学习法律法规的过渡期,国际公益组织也在寻求国内新身份,张小柔觉得,公益组织都忙于适应新环境,办活动的热度也会降低。
创立以来,鸿芷的活动数量呈现为一道抛物线,2016年是活动数量的顶峰,随后便出现滑坡。
鸿芷的活动告示牌
拍摄:小田
2017年,鸿芷减少了对公益资金的申请,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经营上。霍伟亚说,过去一直把鸿芷定位为社会企业,认为一定要完全靠经营收入来运作,但后来也会反思自己期望过高,例如欧洲的一些社会企业同样是“两条腿走”——同时依靠公益资助和经营收入。张小柔反思道,鸿芷此前并未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放开咖啡馆的所有权(类似于股权),让更多人能参与进去,在商业视角与数字化运营方式上也有待提升。
鸿芷的业务拓展,并未能实现其愿望。2017年底,团队决定将“鸿人会馆”转让出去,鸿芷的“轻量化运营”也被提上议程。

“相信的东西都在飘”

关闭咖啡馆的决定,是在2018年春节期间定下来的。3月1日公告发出后,霍伟亚和张小柔也没完全下定决心:“虽然提出来也没铁板钉钉,就是各种想,各种开脑洞。”
闭店晚会上,张小柔告诉在场的超过80位到场者,3月1日以后,她和霍伟亚又“至少看了31个场地”,“谈了几种投资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合作是在继续谈的”。
张小柔在闭店晚会现场
拍摄:珊竹
至少从经济层面看来,鸿芷虽困难,但也绝非真的“走投无路”;倘若想要继续,无论是众筹一笔资金,还是申请新的公益项目,都是有可能的。
从3月1日到5月20日,整整81天里,鸿芷咖啡馆门口都挂着猩红的倒计时牌,数字一天天地缩小。在鸿芷闭店纪录片中,张小柔说,她认为81天的闭店倒计时是一种“社会实验”,“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看看是不是大家真的需要恢复经营,大家会不会要为这一空间做出一种什么样的行动;如果大家只是哀鸿遍野、一片唏嘘,最后并没有什么行动,就要反思,这五年大家这样形成的一个机制呢,影响并不是很大,大家更多还是在观望。
霍伟亚却表示,不用81天倒计时,一天告别就够了:“81天还蛮长的,天天心里头就是倒计时,门口那个东西我看了很纠结。”一方面,闭店让霍伟亚有了一种解放感,另一方面,他始终认同鸿芷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些年也办得不错,关闭实在是可惜。
到底是“解放”,还是“纠结”?霍伟亚说不清楚;但他知道,闭店与否,这决定着实很难做。
最初,霍伟亚“特别焦虑”,因为找不到下决定的“依据”。在作出决定以后,霍伟亚这样叙述自己发现的道理:“就像一面茫茫银湖上一片光芒的白色,你无所依据,但是呢,因为你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你依然能够前行。”
玻璃窗上,写着“我们依然相信公共空间的价值”
拍摄:珊竹
我做公益这么多年,我以为我相信公平正义,相信这个社会需要一些有正义性的东西,需要一些信仰,但是我真的相信吗?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相信的时候,那些决定是不会很难做,其实有时候那个决定难做,是因为有些相信的东西可能都在飘,或者在游移。”
闭店晚会的现场,身着白裙的李欣田,淹没在挤挤挨挨的到场者中,仔细听着霍伟亚的这番话。李欣田在深圳一家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草根NGO工作,这天正好在北京办事,也来送别鸿芷。
“伟亚说的信仰危机,是很多公益人的困惑,” 李欣田告诉NGOCN,“世界观不是一个所见多了就自然形成的过程,好像一座图书馆不能只有书没有书架一样。” “书架”,指的是人们通过对意义的不断寻找和追问,主动建立起来的判断;在李欣田看来,正是因为没有牢固的“书架”,很多公益人才会被信仰危机困扰。
咖啡馆里有一件文化衫,上面全是公益组织的徽章
拍摄:珊竹
“很多人选择随机去碰,去期待未知将带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答案;不会的。交给缘分,那就是顺从了内心深处的惰性。更何况,往往公益事业做到更深层次,触及到社会层面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李欣田继续说道。
鸿芷进入第五年,霍伟亚也将近而立之年,他也开始考虑“平衡问题”。回忆起过去“全身心投入”环保公益的日子,他认为,当时的自己把“父母、妻子、孩子,健康和友情”都可能忽略掉,于是担心起这种状态是否“可持续”。在为闭店晚会到场者朗读的原创诗歌《相信》里,他写道:“我相信我可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父母过得起有尊严的生活。”
《相信》这首诗写于2017年,正是霍伟亚很焦虑的时候——他怀疑自己“连家都养不活”。
张小柔的朋友圈里,有一位带着孩子来鸿芷的母亲。母亲把鸿芷设定为寻宝游戏的终点,当作一份具足仪式感的礼物,送给他的十岁生日。她说,孩子瞬间就爱上了这个地方,与此同时,他看到了倒计时的通告。睁着明亮的眼睛,孩子对她说:“妈妈,你们这些大人真的很笨,很不团结,不但保护不了你们想要的,还有很多人连自己想要什么都搞不清楚。”

像人一样地交流对话

在鸿芷和鸿人会馆,会遇到很多犹豫的人,焦虑的人,反思的人。
毕业生来鸿芷找霍伟亚聊天,说自己想做公益,却因家长的反对感到困惑,不敢为自己的未来作选择。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问全职公益人,你觉得做公益有前途吗,跟在企业做工作有什么不一样,我学的专业能不能匹配啊。千里迢迢赶来交流的扶贫工作者,关了灯躺在鸿人会馆的床上讨论,你为什么要做公益,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你做了这么久,让你坚持下去的是什么。
犹豫、焦虑与反思,都要有安放的地方,要有“公益人在北京的港湾”。这也是张小柔创办鸿人会馆的深层原因。
咖啡馆的一角
拍摄:小田
2015年10月,程琳在北京找房子,一进鸿人会馆,就很果断地告诉张小柔:只要不嫌弃她东西多,她就来。张小柔爽快地说:“不嫌弃,你就住吧,反正到时候随便塞呗!”彼时,程琳每晚11点才能结束加班回来,她笑称自己“租的就是仓库”。
两点一线的日子,在又一个加班后的冬夜被打破。那一夜,程琳在鸿人会馆客厅,看到一个躺在坐垫上休息的陌生人,“当时我特别冷,又特别累,然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程琳回忆道,“他是一个非常擅长观察人的人,分分钟都能感受到我是否开心。”
这位陌生人,就是程琳后来的伴侣方思恒。方思恒在一家公益基金会工作。在相识相知的日子里,他们经常串门一起加班,身体不适时也会彼此照顾。
程琳说,鸿人会馆是她“在北京的一个家”,正是因为她对这个空间特别信任,所以她和方思恒的关系才能进展很快。确定关系后,他们同样惦记着会馆的公共性,照顾到其他居住者的感受,“都不会在会馆里的公共区域表现自己是恋人,拉手啊都是在外面。”
令程琳印象深刻的,是和一屋子的居住者一起拼饭,一起看《奇葩说》,讨论单亲妈妈的话题,方思恒也觉得这种讨论“蛮有意义的”;在这样的讨论中,二人的关系逐渐从最开始单纯的吸引,深入到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层面:“我们俩在价值观上非常相似,人生观上我现在看,可能不完全一致。但是两个人都是在探索的过程中。”
鸿芷的告别活动上,人们在交流
拍摄:珊竹
“置业,置友,置爱”,于这对公益伴侣的亲密关系而言,鸿人会馆带来的,既是一种筛选,也是一种凝聚。筛选是因为,鸿人会馆在一开始并没有做广泛的宣传,知道的都是公益“圈内人”,这令程琳得以确证对方的品行,更轻松地找到与对方相处的模式;凝聚是因为,“你住在那个地方都是比较自然、相对自主的状态,你会更容易被别人感动,那个场让你觉得很舒服。真实的自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你会真实地表达,也容易吸引到真实的彼此。”
张小柔认为,虽然她所接触的公益人领域不同,但心里头有共同的一点,就是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对公共参与的认同,这是他们“灵魂最闪光的优点”。霍伟亚说,公益能跨越种族、地域、行业、残障、性取向等种种藩篱,和每个人都有“人一样的交流对话”,他把公益的本质归结到:相互尊重,把每个人都当作人。

形势如何,总有人还会行动

出生于1998年的陈志,是闭店晚会留到最后的到场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还在读本科二年级的他,已经参加过不少公益活动:在学校,他会服务后勤职工,陪他们聊天,帮助他们;在假期,他去做新工人的社会调研,为工人劳动状况的改善提建议。
“动力其实是来自被帮助者的开心,类似于这样一种反馈,就是会持续不断地让你去做。”陈志与其他到场者围成一圈,这样分享自己践行公益的原因。陈志说,现在的学生生活在“逼仄狭小”的象牙塔中,只有通过公益走出自我,参与公共生活,才能认识到生命是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探寻,从而“有这种力量把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地过完”。
鸿芷的玻璃门上,写着“开启你的公益生活”
拍摄:小田
2018年5月29日,微信公众号“鸿芷”发布文章《倒计时结束,但“鸿芷”还在,请不要走开!》:“未来会做什么,我们尚未确定。不过‘鸿芷’这个品牌还会存在,只是在踏上新的征程之前,我们会先休息一段时间,反思、更新,具体业务可能会在7、8月份确定。”
霍伟亚和张小柔在文中表示,他们决定“把感谢留在心里,展现在以后的行动中”。
读到这里,陈志又想起闭店晚会上,李欣田唱《生活就是一场战斗》的情景,唱到“用尽一生燃烧照亮那征程”时,她也几乎是拼尽全力喊出来的。
“一块儿唱,一块儿唱吧!”前面的到场者已把李欣田围成了一圈,听到同行朋友的呼唤,陈志连忙起身,加入到合唱的队伍中。程琳和张小柔坐在陈志身后的圆凳上,有节奏地挥舞着手机闪光灯,灯光恍若一团火,又像满天的星星。
鸿芷的最后一晚
拍摄:珊竹
“星光”朗照下,是鸿芷在银河SOHO的最后一晚;鸿芷所在的位置,也是两座大厦之间的桥梁。2014年签下这里时,张小柔和霍伟亚曾到地下广场,坐在台阶仰望这座桥梁,“当时我们就畅想,这也许未来就是公益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一个桥梁。”
感动之外,也有反思。李欣田认为,鸿芷采用公平贸易咖啡,在理念与细节上都能尊重劳动,很值得称赞,可它所选择的区位、装潢风格与文化内涵,“不管背后的资本意志占据了多大比例”,依然使其“在基因上缺少了一些接地气的因素”。尽管她觉得有不足,她依然认为能做到像鸿芷这样的公共空间,也还是“太少太少了”。李欣田最希望的是,更多公益人愿意放下信仰或门派之争,联起手来,在更多地方推广、建立和倡导更多公民讨论的空间。
5月21日凌晨1时35分,陈志与李欣田相谈甚欢,一同走出鸿芷咖啡馆的大门。
在他们身后,是玻璃窗上的粉色手写字:“今天,我们依然相信公共空间的价值无穷,因为精神之火不灭,因为她总在探寻一个现实世界的栖身之所。我们依然相信,不管形势如何,总有人还会行动起来……”
文中陈志、程琳、方思恒、李欣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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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环境里,一个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准绳,记录边缘和弱势群体,关心事实而非情绪,在乎对话而非站队的自媒体,有可能存活吗?我相信是有的,这也是NGOCN一直以来坚持的方向。但势单力薄,只有我们是做不来的,因此想邀请你一同参与。
根据青浦区统计局2017年年鉴,全区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小学生人数为6870人,初中生人数为557人,合共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读民办学校的学生人数为7427人。这些学生在“纳民”模式结束后,还能继续留在上海就读吗?
上海青浦区的所有农民工子女学校(官方现称“纳民学校”)在今年7月就会正式关停。关停之后,区教委将安排符合条件的孩子们到公办小学就读。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这批农民工子女学校关停似乎是理所当然。不过,在入学门槛提高的大背景下,下降的只是符合条件的孩子数量,需要在上海上学的孩子仍不少。
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初,河南周口以“卫片执法、拆违复耕”为名发起整改行动,四五个月内50余所民办学校被强拆。 今年4月起,有民办幼儿园负责人起诉政府强拆行为。我们继续跟进该事发展。
一个月前,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黄庄学校刚刚庆祝了它的20周年,新闻稿上说:“黄庄学校已经是北京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打工子弟学校。”然而,在这二十周年刚度过的时刻,它或将遭遇被拆的命运。我们整理了黄庄学校近些年的经历波折,并尝试展望未卜的前途。
早前,NGOCN曾报道过河南周口50余民办学校被拆一事。今天早上九点,河南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民办幼儿园被强拆”案。该案起诉人,被拆幼儿园举办者李亚芳诉求政府撤回强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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