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只反「父權」,不反「君權」

2019/05/20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至今為止,「五四」運動已經過89年了。然而,現在我們中國人面對未來卻仍然感到非常困惑與焦慮,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混亂,而未來卻是非常模糊的。我們的內心,充滿了不安定與恐懼,我們的生命暗淡而無意義。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在西元2008年這個時點上,我們回望「五四」,我們應該再次要問,「五四」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五四」在我們中國人的整個歷史中,有著什麼重要的作用呢?以「五四」為參照點,在時空的茫茫天際中,我們又駛向了何方?我們駛離了多遠?我們是否仍在「五四」周圍徘徊呢?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我以為,不能以從當時的口號和事件為主要依據,而要以我們中國人在五四之後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實質性變化為主要依據,並考察這些實質性的變化與「五四」是否存在較強的聯繫。
對於「五四」運動,官方的表述稱「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這個論斷,我以為是大致不錯的,但卻有很不準確的地方。
「五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西方列強對中國主權的侵害這個沒有什麼可爭議的,這也是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稱之為愛國運動當然也名副其實,五四運動的目的就是通過增強國家的凝聚力以反對外來勢力對中國主權的損害。然而,說「五四」運動「反對封建主義」就不然。說「五四」運動「反對封建主義」當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依據。我們現在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有很大的誤區,而用之來解釋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就更失之千里。所以,在對五四的一系列反思下,現在許多人將「五四」,將「五四」的思想前導 「新文化運動」理解為反傳統,理解為反對中國固有的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文化傳統。
將「五四新文化」理解為「反傳統」顯然比官方的說法要準確得多。確實,新文化運動就是以反傳統為目的,包括主張民主與科學,主張打破家庭對個人的管束,主張男女平等,主張白話文等都是與傳統對立的。看到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仍然無法讓中國強大起來,擺脫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欺侮,當時的文化精英普遍認為只是技術與制度的層面上的變革是不行的,還必須要改變中國人的價值觀與行為方式。新文化運動在思想上的準備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創造了條件。可以說,沒有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準備,五四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
「五四新文化」反傳統文化與主張改變中國人的價值觀與行為方式的出發點毫無疑問是對的,就是所謂的「啟蒙」,不論在當時看來,還是現在看來都是對的。然而,反對什麼樣的傳統文化,樹立什麼樣的新的外來價值觀卻是差別很大的;某項反對或主張是否能在以後歷史中真正落實也是差別很大的。
那麼「五四新文化」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主張呢?我們現在來看,其中哪些主張又是真正實現了呢?如上所述,「五四新文化」主張民主與科學,主張個人自由,主張打破家庭對個人的管束,主張男女平等,主張白話文等,最重要的是主張愛國。愛國,增強國家的凝聚力與增強國家力量是所有主張中最強烈的,是其他所有主張的目的。在這樣一種導向下,其他所有的主張都要用是否有利於增強國家的凝聚力與力量來進行取捨。
由於辛亥革命終結了家天下,建立了共和制,中國的國家權力不再專屬於皇帝及其嫡系,在形式歸屬於全體人民。但由於人民卻缺乏平等表達的機會與管道,國家權力必然歸屬於某個集團。這實際上離「家天下」更近,而離「共和」更遠。
所以,實際上,主張個人自由與主張愛國是相互衝突的,因而「五四新文化」主張個人自由是非常不徹底的。它只主張個人從宗法家族的權力下解放出來,而並不主張個人從國家權力之下解放出來,反而要求個人將從家庭解放中獲得的權利讓渡給國家,以增強國家的力量。如個人從家庭獲得了婚姻自主的權利,但後來演化為轉歸「組織」與國家。即使有主張個人之完全獨立的,也沒有指明國家是妨礙個人獨立的最重要因素。於是,五四新文化的各項主張,隨著時間的推移,都逐漸納入到增強國家權力的方向與軌道。真正的自由主義從來沒有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佔據主導的地位,一直游離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洪流之外,沒有在知識份子中佔有主導地位,更何況廣大的民眾。在「反右」中就被清除殆盡。
因而,我認為「五四」運動的實質是以反對宗法家族權力來增強國家凝聚力和反對外來勢力。它反對父權、反對夫權,強化「君權」,當然這裡的「君權」不是指原來皇帝的獨裁權力,而是一種變異了的專制權力,以激勵與迫使個人投身于增強國家力量的運動與革命之中,而不要受到家庭的束縛與干擾。這與傳統文化價值相比較,就是強化「忠」,而消解「孝」,從而形成新的權力構架下,「君權」獨步天下,完全替代了宗法家族權力,「忠君」轉化為「愛國」。所以,「五四新文化」既有反傳統的一面,也有繼承傳統的一面。
如果將現代中國人與傳統中國人比較,毫無疑問,宗法家族權力的消失、相應的國家權力的全面而深入的覆蓋是兩者之間最突出的一個區別。五四新文化開啟了這一進程,開啟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強化個人與國家之間聯繫,弱化個人與家庭之間聯繫的這一進程,延安整風、農村合作社運動、「文化大革命」等都與五四新文化有著強烈的聯繫,具有一脈相承的關係。所以,官方將「五四」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將之用於斷代是有道理的。既表明了對之的認同和繼承,也肯定了劃時代的意義。毫無疑問,雖然人們對「五四」的歷史作用的認識有分歧,但無論如何,「五四」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宗法家族權力的消失、相應的國家權力的增強,這就是「五四新文化」最重要的實質性結果,是「五四新文化」對我們的最重要的影響。其次就是白話文的通行使用。其他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男女平等多少有些,這也是服從于增強國家權力的。科學多少有一些,但卻嚴重地缺乏原創性,基本上停留在模仿與習得上,這個當然與個人缺乏自由很有關係。
多說一點,強化個人與「君權」之間的聯繫,弱化個人與血緣宗親之間的聯繫,其實也是中國歷史的總趨勢。至今為止的中國歷史,就表現為最高集權不斷強化的趨勢,這就是中國歷史的主旋律。在封建制時代,是「孝」高於「忠」;可能在此之前,甚至沒有「忠」,只有「孝」;而在郡縣制下,則是「忠」高於「孝」;而當代中國,則是有「忠」無「孝」。為什麼會如此呢?蓋因中國人始終未能賦予個人以獨立的價值,個人的價值只能來源於與其他人的聯繫。對於中國人而言,孤島上的魯賓遜是毫無價值的。在這樣一種價值觀下,技術與組織手段的發展會更有利於集權力量的增長,而不利於個人自由的增長。中國人建立不起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自治權力,除了依賴于血緣宗親權力與專制權力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當組織與技術手段提供了可能時,它更傾向于增強專制權力。所以,「五四新文化」是中國歷史主旋律的繼續展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題中之義,外來的影響只是一個刺激因素與提供了先進的技術與組織手段。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五四新文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結果卻大異其趣。從五四新文化之後的歷史來看,消解了宗法家族權力,卻完全代之以國家權力,那還不如不消解的好。總之,沒有個人自由的增進,其他任何的改變都不會讓我們的處境變得更好,卻反而有可能讓我們的處境變得更壞。
自由是一切價值的價值!
2008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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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多維度對中國社會透視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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