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以 DC 漫畫角色為原型的同名電影《小丑》（Joker，2019）獲得第 76 屆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電影描述一位喜劇表演者飽受欺凌，而他在精神疾病困擾、家庭關係的混亂中，逐漸鑿開心中的黑暗面。《小丑》是一次令人不安的心靈探索，觀眾將被迫沉浸於 1980 年代的高譚市與瓦昆．菲尼克斯的偉大表演中，體會恐懼、怒氣，甚至是危險的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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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獅獎這頂沉重的王冠底下，《小丑》爭議不斷。電影以馬丁．史柯西斯的街頭寫實風格去溯源漫畫史上最惡名昭彰的反派角色，馬丁的早期經典《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1976）是電影的基調，而漫畫中病態、殘酷，但充滿卡通意味的暴力被轉化，在銀幕上，血淋淋的處決式槍擊用盡可能直接的方式呈現，意圖主張暴力的真實性。與此同時，在寫實基調底下，電影亦對這個犯罪天王的命運表現出最高強度的同情──小丑的人格描繪與他承受並反抗社會霸凌的過程，讓觀者隱隱得見現實世界無差別殺人犯罪的影子。
透過真實的精神疾病，與將近三分之二片長的悲慘遭遇，電影將角色逼至臨界點，讓他成為一名完全拋開社會倫理的惡魔。觀眾會看到亞瑟．佛萊克在成為小丑之前面臨的家庭問題、社會制度失能、職場霸凌、對情感需求的無力感，這讓人直接聯想到真實世界的暴力和犯罪問題。一個惡魔之所以誕生，可能並非他的本意，而是一個冷漠社會的產物，這樣的思維讓人感到沉重，但《小丑》有意要扛下這個命題，「對我來說，藝術可以是複雜的，而很多時候，藝術也注定要是複雜的。」（To me, art can be complicated and oftentimes art is meant to be complicated.）──導演陶德．菲利普斯於今年 9 月在洛杉磯如此回應 IGN 記者。透過他強調的「藝術的複雜性」，他直面暴力，意圖挑戰禁忌，揭露那些在新聞報導中出現的惡魔，那些重傷害犯、強暴犯、槍擊犯，原本可能是一些甚麼樣的人。
看看以下這段文字。義大利思想家法蘭克．貝拉迪在 2015 年的著作《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中寫道：「我關心的是內心正在受苦而變成殺人犯的人，因為殺人對他們有雙重意義：一是表達他們想曝光的變態需求，二是尋找一個自我毀滅的出口，以逃離目前身邊的地獄。」他描述的是犯罪史上著名的校園槍擊案兇手們，如趙承熙、艾瑞克．哈里斯、奧維寧等人，在該本著作中，他試圖整理出這些兇手的遭遇與價值觀，他們疏離、遭受霸凌，並在最後選擇做出殘酷的暴行。但如果去除前因後果，貝拉迪的這段文字敘述，也幾乎就是對《小丑》這部電影的完整總結。
《小丑》談論的是冷漠疏離、談論的是自殺渴望，談論的是一座城市如何為一個惡魔加冕。它談論的也是一個叫做湯瑪斯．韋恩的富豪，如何在電視節目上表示底層階級的犯罪者是社會問題，他們需要被解決、被治好，卻不是被理解。
《小丑》談論的是英雄神話的黑暗面：它說我們是英雄的奴隸，也說我們是惡魔的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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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小丑》有意識地讓電影貼近現實，去貼近某些常人難以理解的犯罪者心理，觀者滿足於崇拜或憎恨小丑，卻怠惰於理解他的痛苦。所以，這部電影的效果究竟會是高強度地煽動暴力發生，或是會讓跨越族群黨派的廣大商業電影觀者回過頭來，反省暴力的根源？長期影響注定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是在等待解答的訊息面前，我們仍然可以盡力去理解電影的內容。
透過亞瑟．佛萊克，本片重塑了「小丑」（Joker）這個經典角色的形象。在他完全地沉浸於瘋狂之前，他的每一次殺戮都是對霸凌者的反擊，這種明確的心理動機削弱了邪惡形象的神秘性，減去了過往經驗中對小丑不可預測的恐懼感。更簡單地說，《小丑》的故事情節彷若在暗示：只要亞瑟．佛萊克有被妥善對待，不論是社福、家庭，或是友伴層面，那小丑就永遠不會出現。
無法自制地發笑與精神疾病帶來的問題，是新版小丑的勝場。陶德．菲利普斯讓亞瑟產生些許思覺失調症的症狀，從街上遭遇的暴力攻擊，到家庭問題的衝擊，最後被社會公審（喜劇表演被電視節目嘲弄）──電影有意定調「Joker」從反抗霸凌者到挑釁整個社會的復仇行為，是一串逐漸成形的過程，而非單一事件的影響所及。
一個具有創傷經驗的社會邊緣人在工作中累積負面能量，認知到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方式，他同時也在嘗試建立親密關係的過程中受挫，最後為了獲得關注、找到自己的價值，他決定訴諸帶有自我毀滅性質的私刑暴力，獲得在公眾社會中曝光的機會⋯⋯這是本片的情節線，同時也是 1976 年《計程車司機》的情節線。回想起勞勃．狄尼洛飾演的崔維斯將手指化為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扣下想像中的板機，臉上帶著笑意，我們發現《小丑》試圖與這部經典作品共享一種親密的架構呼應，藉此畫記出當代的討論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