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成為一個新人｜等待的社會對話

周末讀完《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想到國小時我非常喜歡講話，在班上常常玩到嗨過頭，同學總是會有人開始大喊：

這些童言童語，是否反應了整個社會從教育開始，我們就對精神疾病有極大的誤解與歧視？我記得小時候參加繪畫比賽，頒獎典禮在凱旋醫院舉辦，老師帶著我們前去領獎，路上不斷地叮嚀我們不要跟裡面的病人講話，要離他們遠一點，讓我在車上覺得異常的緊張。在醫院的廊道上，一個明顯遲緩的叔叔看著我，慢慢地對我說：「老師帶小朋友來校外參觀呀！」然後給了我一個大大的微笑。我當下確實覺得叔叔怪怪的，但我並沒有覺得叔叔很可怕，反而覺得這個叔叔需要很多幫助，因為他看起來好像傻傻的，感覺沒有爸爸媽媽在身旁就會迷路。

媒體總是需要一個聳動且能吸引目光的標題，即使《精神衛生法》第23條明確規定：「傳播媒體之報導，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或描述，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者對病人產生歧視之報導。」但社會新聞仍總是會將精神疾病與之連結，或是以犯案後的精神鑑定做為脫罪理由大肆報導深化對立，卻選擇性忽略之後的精神鑑定判決犯案當時是否具備責任能力。以鄭捷為例，幾乎已經成為近幾年精神疾病暴力傾向的代名詞，然而鑑定結果鄭捷無心神喪失或是精神耗弱〈有反社會、自戀人格〉，未有因「精神障礙者，不得處以死刑」之結果。此暫且不論家庭、教育、社會對鄭捷人格之影響，以及死刑存廢之探討。事實上，多半的狀況，即使是精神疾病患者犯法，精神鑑定也是以當下是否具備責任能力，而非以精神疾病等同免死金牌。

鑑定結果可能不夠聳動，許多連續殺人與變態的犯罪行為，就這麼等同於精神疾病患者。但我一直不解，為何在「不具責任能力」的狀態下，我們會認為犯罪者「具備縝密能力計畫犯罪」？當然，部分患者確實具攻擊性，但未有精神疾病者，是否就不具攻擊傾向？

讀完書，其實內心是有點高興也有種感慨。高興的部分在於近幾年來，不管是這本書還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或是「房思琪」們代價出了一條血路，社會似乎逐漸願意走入對話。感慨的部分或許是，已經付了太多的代價，但這條路仍然看似沒有盡頭，找不到一個地方能夠真正安靜的對話。從整體教育、醫療到社福，我們是想把問題掩蓋起來當作不曾存在，還是想一起找出方法解決問題。

還要多少家庭與生命破碎，還要附上多少無形的社會成本，我們才願意真正開啟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