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證據與真相

這是短篇解說，請讀者不用想太多。

基本上，我們每個人都會說，凡事要講求證據、追求真相，但事實上多數人只是嘴巴說說，並不了解我們到底要的是什麼。

就拿「證據」來說好了，請問讀者要怎麼認定一個證據的效力？假定有一場兇殺案，你要怎樣確定被告就是兇手？科學上的證據會說，刀上有他的指紋、他身上的襯衫有被害者的血，所以有直接的連結關係，除非被告要宣稱，是真兇逼他穿血衣跟拿刀的。當然，這是另一個要證明的問題。

這種例子簡單明瞭，因為連結性強、相關證據充分，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證據，可不見得是這樣。尤其當我們關注的事情，是涉及權力者的政治問題，那麼不管這問題屬於司法、經濟、社會，都會產生證據遭到變造的可能。

別的不說，光說一個國家統計資料就好，讀者真的相信這些資料都正確？台灣跟中國的統計資料相比，可靠度是高了不少，但跟日本與美國比，又有差別。主要原因還是出在這些資料會被變造、修正、扭曲與不相關的解釋，為何會如此？因為製作資料的是「人」。

筆者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在看待有關政治事件的時候，突然都變成了CSI鑑識人員，每一個證據只有有相關效力，似乎通通都可以解釋的通。拜託，就算是做物理研究，你要證明你做出的實驗是正確的、資料是可信的，你得要先證明實驗過程正確、實驗機械操作與校正無誤等等，可會麻煩死你。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這方面小有專長的人，每次看到這些科學性的證據，都會抱持「健康的懷疑態度」。尤其是當你知道，某個實驗室有人事鬥爭問題、有機器老舊問題、有操作人員經驗傳成問題等，你怎麼可能會那麼簡單的相信這個實驗結果？

這些資料拿出來，筆者因為曾經從事過這些工作，所以或多或少都可以看的出資料內的問題，但一般人呢？很可惜的，通常都看不懂。那麼間接證據呢？以筆者的程度來說，一個在筆者專業內的原始數據交到筆者手上，若有造假或其他問題大概可以看出八九成，如果是修正過的第二手資料呢？大概就一半了。如果是修正過的公開資料呢？很難啊，只能跟相關在這實驗室的人打聽，想辦法搞到比較原始的數據。

如果這些科學性的證據都這麼難搞，為什麼當政客拿出某項GDP數據，你就會點頭如搗蒜的相信後面一狗票的結論？資料可不可信？有無遭到修正？原始資料是否被汙染？製作資料者本身有無政黨傾向？這些東西每一個都要受到很嚴格的檢證，你才可以說這資料出來是有效果，推論的結論是合理可接受的。

就算在歐美，政府也是無所不用其極想要欺騙民眾，那台灣官員怎麼可能就道德無比高尚，資料絕對正確？任何一份資料，一定有他製作的原始背景，例如日本最近鬧的人瑞風暴，就凸顯出戶籍的問題。有時候一份資料，只能說明一些事情，而不能證明什麼。

這就是筆者為什麼很習慣用「結構」在探討社會問題的原因，如果某一個政治人物被爆料貪汙，全台灣的人都說此人可殺，那麼我們並不是相信要司法調查，台灣民眾不過是想要一個祭品而已，就本質上來說與阿茲提克祭司，抓取敵人奴隸來剖心祭祀沒啥不同。

如果我們觀察其他國家的這些司法、經濟與政治的資料與統計，以及他們怎樣看待數據的態度，你會得到一個很簡單的結論，那就是「千萬不要相信那些權力者會真心為你好」。也就因為如此，才會建立出一套權力會制衡的系統，這種文化背景才能夠培養出比較不會亂搞的司法人員。只有讓權力分散到多人手上彼此制衡，相對的權力才會相對的不腐敗。

我們台灣的司法、政治與立法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那是因為我們只想要找祭品祭神，祭完後就沒事了，我們對真相一點興趣都沒有，我們只是想找到可以附和自己的人、可以加強自己微不足道的信心的說法而已。

說到底，就是台灣人的專業與自信不足，又喜歡裝懂，沒事亂愛替不懂的領域下結論，凡事只想要找立場相同的人相信。所以我們有一大票盲從的民眾，沒有自己的思想、沒有自己的價值、沒有自己的人生，這種文化價值觀培養出來的，只是一群懶惰與喜歡規避責任的人民。

台灣的政府為什麼老是這副德性？因為這個政府打一開始就是為了管理數字，而不是服務人民而產生。想要改變這一切，我們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但光是要踏出第一步，願意看見真相就很難了，只要我們仍然不肯承認自己選的人會犯錯，只要我們不肯承認自己常常犯錯，那麼「台灣整體」的錯誤，就會繼續錯下去，永遠都不會有更正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