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百年大慶 - 保路運動（下）

一開始，其實只是想保住自己的一點點利益而已，保路同志會的立憲派們，並不打算要採取激烈手段抗爭。他們最後採取的罷市、罷課作法，與其說是絕望的行為，不如說是一種籌碼，要逼川督趙爾豐表態與北京的態度轉變。

但卡到兩個問題，其一是私人的，鐵路大臣端方算是親袁世凱的，但郵傳大臣盛宣懷可是袁世凱的政敵，在私人鬥爭上與鐵路總局一系的頑強鬥爭，且盛宣懷以照顧自己的產業利益優先，自然不會在乎這條與他無關的川漢鐵路。其二是公開的，川督趙爾豐本身就是挺鐵路國有政策的，根本上就想要瓦解保路同志會的勢力。

總之不管如何，罷市、罷課勢在必行，不然也找不出其他抗議的方法。但一開始抗議就脫序了，在四川各地都發生民眾搗毀巡警局、稅務機關的事件，彷彿被後有一支無形的手再推動事情的發展。川督趙爾豐跟立憲派要人蒲殿俊、羅綸緊急商議後，組成一個維持會，目地是要維持社會的安定，希望罷市的行動不要引發變亂。（註：雖然沒有太多直接證據，但事後推斷這些暴動，應該多與革命黨人拖不了干係。）

維持會剛成立，就有反對派跳出來指責立憲派出賣了川人，更糟的是不久出現了一份「川人自保商榷書」，名為保護四川利益，且支持君主立憲制度，但細看內容條文，這個自保等同四川宣布獨立。這份文件讓立憲派大吃一驚，更讓川督趙爾豐大怒，在盛怒下趙爾豐將立憲派首領全部都抓起來，引發四川更大的動盪。（註：事後證明應該是同盟會的朱國琛所著。）

雖然趙爾豐冷靜後，也認為此文件必然出自同盟會之手，但輿論一時之間是認為此乃立憲派所為，在加上已經跟立憲派撕破臉了，也沒必要保持既聯合又對抗的模糊行為，乾脆幹就幹到底。（註：這就跟台灣抗爭很像，常常是時勢所逼，不得不繼續硬下去。）

立憲派的首領，蒲殿俊、羅綸等人在四川名聲極佳，當他們遭到逮捕的消息傳出後，成都市民譁然，鄉紳名士總督府營救，一般民眾則跪求請願。趙爾豐也非蠢人，他找來成都將軍王崐來一起擔責任，結果吃了軟釘子，認為因為政見不合殺人實在不妥，布政司尹良則宣布戒嚴宵禁，嚴防意外發生。

但該發生的就是會發生，「成都血案」成為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事情大致上是這樣的，當請願民眾一波接一波，如潮水般湧入總督府門前，由德高望重的名士領頭，數千百姓在後，在最前方抬起光緒皇帝的牌位，要求進入總督府。若根據英國領事的報告，當時的狀況一開始，只是單純的對空鳴槍，結果民眾並不害怕，反而向前推擠，隨後士兵就朝人群開槍了，四散逃命的民眾散去後，留下數十具屍體。(註：這其實有私怨的成分在，跟總督府的駐軍軍官有關。)

在成都血案數天後，出現了著名的「水電報」。由於成都進行極為嚴格的通訊管制，電報發不出去，民眾也無法任意進出，想要藉由此大好良機舉事的同盟會人，焦急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此時有人想到，平常掩護他們活動的農事試驗場，有大小方正的木牌，用來寫各種植物名稱用的。於是他們將這些木牌上寫上成都發生狀況，各地同志自保自救等大字，順著錦江放流而下。

數十塊木牌，順流而下後，被同盟會人撿拾，又照樣仿製數十塊順江下流，把起義革命的信號最遠傳到了武漢。結果四川各地的同盟會人，招集地方的哥老會眾，組織同志軍，與其他一些哥老會首領宣布起義。在同盟會的煽動下，對從川漢鐵路興建開始，川人對官府不滿的情緒爆發出來，數十萬群眾浩浩蕩蕩要向成都進軍。

這時候的趙爾豐焦頭爛額，發了電文請示中央，結果北京內閣權鬥，根本不理會趙爾豐，只回覆了官式說法：「你川督總理四川，本就該自行解決，快想辦法解散保路同志會，把那些叛軍都消滅掉。」問題是如果這麼簡單，趙爾豐怎麼會搞到今天這局面。

狀況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倒也簡單，那就是局面的發展已經不受控制了，而且當下的狀況，並非是土匪盜賊流竄，而是一群四川的鄉親父老。趙爾豐就問過旗下軍官，強力鎮壓的可能性有多少？回覆也很簡單：「要他們打盜匪沒問題，要他們打自己父老？根本就作不到，士兵不會理會這種指令的。」(註：跟俄羅斯反對政變的狀況很像，軍隊最後決定站在父母兄弟這一邊。)

在此亂局下，北京出了一張王牌，將前任川督、兩廣總督岑春煊再度派任四川總督。這一張牌原本不是要這樣打的，原本內閣的意思，是請出賦閒的袁世凱入川督軍，以他的聲望能力定可順利解決問題。但攝政王載灃跟袁世凱是政敵，這個議案是他絕對不能接受的，在討論下決定派任袁世凱的另一個敵人，也就是岑春煊出馬。(註：鬥爭不見得是為國，為國的卻一定要鬥，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退一步無死所。)

有趣的是，岑春煊很清楚四川的狀況，所以離開上海赴任前，就發了電報給成都，在路上不停的發，每一封電報都是呼應川人要求，除了立即釋放蒲殿俊等人外，就是會將川漢鐵路的補償款，照原價發還現銀。這些政策都與北京中央牴觸，自然不見容內閣，岑春煊就採拖字訣，到了武漢已經是9月29日，向發出了幾乎是攤牌的電報：「若不能將股款全數發還川民，則我能力不足請辭。」

當然，讀者也清楚，這隱含各方人馬鬥爭，以及龐大利益與同盟會的煽動，任何一方認輸就是政治自殺，岑春煊清楚知道問題在於川漢鐵路的補償，但礙於內閣鬥爭，始終沒有結果。所以岑就在10月2號發出電報請辭，北京也就順勢批准辭呈。如各位所知道的，八天後發生了辛亥革命，岑春煊見大事不妙，連夜搭船逃離武漢。

到此，誰才是真正的保路運動幕後黑手，讀者應該心知肚明了。就是同盟會，屢屢在關鍵時機鼓動民眾情緒，在轉機出現時製造危機。在這混亂局面下，各地同志軍圍住成都，辛亥革命後全國大亂，趙爾豐跟北京的消息幾乎中斷，他得不到中央的狀況，只能苦等欽差大臣端方，率武漢新軍馳援。

但他不知道的是，端方帶領的武漢新軍，入川後不久，於辛亥革命爆發後，就把端方兩兄弟殺了。這個援軍永遠都不會來了，在對外消息不通，遲無援軍的狀況下，被成都的有力紳商逼宮，先釋放了立憲派首領，再被迫宣布四川獨立。他這麼作實在有其苦衷，更重要的是他手上還握有軍隊，進可攻退可自保。

而這些保路同志軍，說實話也不是什麼好貨色，除了少數同盟會員率領的外，多半都是地方哥老會成員，搶地盤的意外濃厚。革命不過是一個口號與大義名分罷了。他們爭奪地盤到互相爭戰，四川亂局直到1912年，整個四川同志會各路軍，在成都軍政府與重慶軍政府合併後，才逐漸穩定下來。

保路保到最後，保到了什麼？其實什麼也都沒保到。官想要保住的地位沒了，紳想要保護的利益也沒了，民想要保有的安定更沒了。但四川亂局怎麼產生？這又跟大環境與時代脫不了關係。總之，清王朝末年，基本上是積病已久，各種問題叢生，又無法根治，治標的結果是累積更多的民怨，累積更多的火藥桶。

只差引信一條，小火柴一根，必定炸的天翻地覆。差只差在誰去點燃而已。

川督趙爾豐，在宣布四川自治方案後，將民政工作交給蒲殿俊，軍事工作交給朱慶瀾。再多方遊說下，交出了總督印信，此時他手上還有兩萬軍隊，庫銀八百萬兩，若他沒有平穩交出政權，狀況會更糟。但他對革命欠缺認識，不曉得革命是新舊之爭，往往是沒有道理的，時任四川軍政府都督的尹昌衡，用溫情攻勢將趙爾豐手上最後的三千防軍交出，就於隔日逮捕趙爾豐，押赴刑場斬首。

鐵路、欽差大臣端方，行經武漢時已經發現狀況不對，調借兩營新軍保護入川，但他沒想到這兩營新軍正是同盟會滲透最多的。軍隊行到資陽，武昌起義已經大成，黎元洪被推為鄂軍都督。這兩營新軍人心浮動，端方處在凶險之處力求保命，但說理是沒有用的，端方與其弟兩人於夜晚脫逃時被新軍抓獲，就地處斬。首級被送回武漢，黎元洪見狀感嘆不已。

蒲殿俊後來擔任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但因為發不出薪餉，軍隊叛變。軍隊打劫了成都所有銀行跟店鋪，全城精華付之一炬。蒲逃出成都，後來成為段祺瑞內閣的官員，於辭職後淡出政壇，後於1934年病逝北京。

羅綸於蒲殿俊出逃後，擔任副都督，並無太多實權。都督尹昌衡深知槍桿子出政權的道理，緊抓不放。後羅綸當選國會議員前往北京，連任兩任後回鄉，1930年病逝故鄉。

布政司尹良，僥倖於革命後保住一命，參與清史稿的編篡，後來不知去向，行蹤不詳。

周善培原為能臣，因為在川中辦事得罪太多地方仕紳，導致四川同志軍將周善培視為逮捕立憲派的禍首，欲除之而後快。後得友人之助，全家逃出四川，定居於上海，自始自終都沒有擔任過革命後的民國官員。於1949年後，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於1958年病逝上海。他算是清官中遭遇比較好的一個了。

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在筆者這三篇中出現的人名，幾乎全是當代名士，若非科舉進士，就是功績卓著者，沒有一個人是蠢蛋。但時代的變遷就是這麼，每一個人都在替自己的生命著想、前途打算，都在關鍵的時候選擇了一邊靠，有的人因此爵位加身，有的人則身首異處。

變的是鬥爭的型態，不變的是鬥爭的本質，直到今天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