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黃瀾思
新北市近期發生一起隨機殺人案，一名王姓男子與妻子吵架後，持刀隨機捅死一名路人，遭檢方控告殺人罪。而王姓男子主張其有精神障礙的法律抗辯，也使“死刑存廢”、“精神障礙”等議題再度成為輿論熱點。然而，從此議題在民間多年來的爭論不休、以及政府向來扭捏曖昧的態度，也能看出台灣在所謂“西方普世價值”與“中國傳統價值”間的拉扯碰撞。
根據歷年來的民意調查結果，台灣約有8成左右的民眾認為應維持死刑，支持廢死的聲浪在社會上始終佔據少數，尤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民間支持死刑的呼聲總會不絕於耳，對於廢死團體的批評也會更加猛烈。有趣的是，2019年以台灣隨機殺人案件做為劇情改編，對死刑、精神疾病等問題提出疑問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時，廣大的台灣觀眾還為此驚呼感嘆，評價該劇為“讓人深刻反思的佳片”、“台灣拍出一部反映社會問題的神劇”。但當隨機殺人的案件再度發生時，社會的反應與輿論，似乎仍看不出有任何改變。台灣向來信奉西方許多價值體係為“普世價值”、“進步價值”，不論從民主體制、同志婚姻，乃至死刑存廢等近年重大的社會議題，都是西方觀念進入台灣後的價值碰撞。這邊的“西方”當然不僅僅指美國，事實上美國南方仍有多州維持死刑制度，廢除死刑是由西歐所帶起的思潮，並藉由將“廢死”作為加入歐盟的條件對外傳播。
效仿西方價值並將其融入台灣社會體制，本身並無大礙，問題在於，當台灣人只是單純將西方觀念定義為“進步價值”、“普世價值”，而將“中國傳統價值”視為落後的、應該秉棄的觀念時，兩方的論述便成了“真理”與“邪惡”的對抗、“進步”與“封建”的選擇，而完全失去了哲學、社會乃至政策上的辯論，只淪為相互的嘲諷怒罵。
西方價值與中國傳統價值的衝撞其實不僅體現於世代之間，即便是較易將西方價值作為主流思想的新世代，仍會出現同時保有東西方價值觀的矛盾。例如年輕世代雖崇尚民主自由、反對專制極權，但仍會出現造神、擁護“明君”、反對監督等行徑；自豪於言論自由的同時，卻無法容忍不同立場的意見甚至做出批鬥。那些西方的思想概念或未真正被理解吸收，只是成為一種可供選擇的“進步符號”。
於是被認為民主自由、轉型正義、同志婚姻等議題代表“進步價值”的同時，同屬“西方價值”的廢除死刑台灣人卻反倒不想要，這是因為廢除死刑不夠進步嗎？顯然不是，而是對自身安危的憂慮及中國傳統的“應報心態”依然深植人心，此時“中國傳統價值”又不分男女老幼的大過了“西方價值”。
有人會說本來就不需要什麼都學西方，台灣有台灣的民情特色，本就應該做適當的融合。確實，台灣當然沒有必要什麼都學西方，但台灣人又是如何做出這些價值選擇的呢？社會缺乏對一個議題真正深刻的了解與批判，只在無關緊要的時候盲目跟隨西方價值，標榜自己“進步”的一面，當面對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時，又回到中國傳統價值，並聲稱這是“台灣特色”。
會出現此類矛盾的不只是民間，政府面對死刑存廢的態度同樣曖昧擺盪。2015年，蔡英文曾對當時馬政府執行死刑提出批判，認為“廢除死刑是普世目標”，馬政府對死刑的立場擺盪導致台灣被歐盟批評。但在蔡英文執政民意低落時，卻同樣執行了死刑槍決，行政院長蘇貞昌也義正嚴詞的表示“定案了就該執行”。
執行死刑本身並不是問題，而是當此議題廣受討論時，政府從未跟民眾說明白“為什麼死刑要或不要廢除”、“廢不廢除是基於什麼原因”、“廢不廢除又能達成什麼效果及後果”，而是單純丟出一句“廢除死刑是普世價值”。至於為什麼“廢除死刑”是普世價值，政治人物依然沒有給出解答，反而一邊舉著進步旗幟，一邊又怕得罪民意而不敢作出絲毫論述，到最後連所做所為都與口中說的“進步價值”相背，又如何奢望民眾能對此作出有建設性的討論。
不同的思想體係與價值觀本就各有優劣，不應隨意陷入“進步價值”或“退步價值”的迷思，才能對不同議題進行本質上的辯論及探討，否則只會輕易淪為“誰比較進步”的循環，反而對於社會進步沒有絲毫幫助。死刑存廢的問題也是如此，台灣理應對於死刑的目的、為什麼要廢死、廢死可能的影響及套配等進行實質的討論，才有可能在辯證中取得共識。
自詡為“西方價值”中進步的一方、或是對於“西方價值”輕易的否定，都無助於社會的邁進，反倒加深了社會的二元撕裂，也更容易讓台灣人掉入“西方價值自助餐”的陷阱，未能真正探尋到適用於台灣的價值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