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障礙＋繪圖被當，看龐畢度中心建築師如何走出自己的路、甚至和英國皇室對嗆

2007普利克茲獎建築獎得主、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終身成就獎、經典建築巴黎龐畢度中心建築師……這些閃亮的稱號讓我們很常忽略了理查．羅傑斯這位偉大的建築師一路走來的諸多艱辛。他經歷過動亂的戰爭時期，也因為讀寫障礙而飽受霸凌，甚至曾經想自殺；到了大學，又差點因為繪圖太差而被要求轉系。

但這些阻礙都成了他成長的養分，他這一路上不斷翻滾、找尋並實現自己的正義，他在建築與社會公義之間開拓了更多可能，甚至還嗆聲查爾斯王子……

我在熟讀牢記方面有問題，讓我的求學生涯非常悲慘。從六歲到十八歲，我每天早上都背誦主禱文（Lord's Prayer），但不管多努力，卻總是記不住。現在，我們對這種學習困難有個名字，叫讀寫障礙，但在當時，人們只覺得你就是笨。

我父母和許多移民一樣，想給孩子最好的教育，所以花了僅有的錢讓我去上私立學校。但金斯伍德是個殘酷又不公平的地方，充斥著任意的處罰和虐待。校長的信仰基石似乎就是不打不成器，這裡對任何小孩都是可怕的經驗，對患有思鄉病的六歲義大利男孩尤其恐怖。2014 年時，我重新造訪了金斯伍德莊園學校，諷刺的是，那所童年時期讓我失望不已的學校，如今竟然設了一個新中心專門教導讀寫障礙的兒童，這真是時代進步的標誌啊！

罹患讀寫障礙的人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我們可能無法適應傳統的教學方式，但有些讀寫障礙者會強化自身的視覺技能，還有 3D 思考能力。以我為例，這個障礙讓我很早就體認到，團體合作、創意協同的力量，會比單打獨鬥的高成就者更為強大。

曾有人問我，讀寫障礙是否讓我變成更好的建築師。我無法確定這是否屬實，不過這項障礙確實會把一些職業排除在外，讓你更加專注在你能做到的事情上。它界定出一塊可行的區域，還有不可行的區域。我很幸運能找到這項專業，讓我可以和其他人攜手合作，做出成果。但許多小孩不像我這般幸運；他們的前途硬生生被狹隘的教育系統和缺乏支持給摧毀。

今天，情況有了改變。我在上議院的樂趣之一，就是和有讀寫障礙的孩童及其父母碰面，觀察良好的教學以及地方當局的支持可以創造出多大的不同。

喬琪和我是在艾普森相遇，我們在那裡形影不離。我進 AA（建築聯盟學院）， 一年後，她也不顧父親反對，開始在 AA 就讀。喬琪在學識上對我的影響很大，而她在繪圖上給我的幫助，大概是我沒被 AA 退學的唯一原因（這並不是她最後一次拯救我的生涯）。她活潑聰明，還閃耀著野性火花。經歷過多次的高潮低潮之後，我們在我唸 AA 的第三年結束時分手，但還維持朋友關係；她曾短暫在四人組裡工作，後來還幫我設計了河餐廳（River Café）的景觀戶外以及皇家大道（Royal Avenue）住宅的屋頂陽台。

我在 AA 最早的幾篇報告很悲慘。我的繪圖沒有改善，書寫方面的表達能力也很貧乏。我的四年級得重修。學校校長麥可‧派崔克 （Michael Pattrick）在報告中承認我的熱情，但不太相信我有能力勝任建築師的工作。他甚至建議我轉攻家具設計──完全忽略繪圖能力對家具設計師就跟對建築師一樣重要，甚至更要緊。

到了最後一年，事情有了轉變，或說改變接連發生。彼得‧史密森擔任我的導師，雖然我認可厄內斯托對歷史連續性的信念讓他不以為然，但自從他克服這項偏見之後，就變成我的強力支持者，我還得到其他優秀老師的支持。

當時還有一種戰後的文化冰凍感終於解凍的感覺。1956 年，白教堂藝廊（Whitechapel Gallery）展出以史密森夫婦、理查‧漢密爾頓（Richard Hamilton）和愛德華‧包洛奇（Eduardo Paolozzi）為主角的「這就是明天」（This is Tomorrow），這個展覽帶給我們許多啟發。

我的繪圖技巧也在喬琪的協助下有了進步，我以城市未來為主題寫出我的第一篇論文。我的畢業專題是一所符合威爾斯特殊教育需求的小學，設計宗旨是讓孩童可以參與建築的過程。這所學校反映出當時剛剛萌芽的對於社會建築的關注，史密森在我的計畫報告中指出，「能顧慮到建築物對人們可能產生的效應，也關注到內部的形狀」，因此把畢業專題獎頒給我。

雖然倫敦市的態度正慢慢改變，但這個膝反射的遺產遊說團體卻已經在一個更古老的英國機制裡找到他們的鬥士。1984年，查爾斯王子受邀在漢普頓宮舉行的晚宴上發表講話，慶祝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成立一百五十周年。查爾斯王子說了幾句冷淡的讚美之後，就開始分享他的長篇大論，反對阿倫斯、波頓和柯拉勒克事務所（Ahrends, Burton and Koralek）設計的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增建案：

這攻擊令人驚訝，不僅對賓客無禮，在建築上顯得無知，還否認了不同時期的建築物彼此和諧共存的可能性，事實上，在所有最偉大的歷史城市裡，它們都是可以共榮共存的。阿倫斯、波頓和柯拉勒克對國家藝廊增建案的提議，在形式和材料使用上都是現代的。如果認為擴建國家藝廊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模仿原來平坦的古典立面，這樣只是搞不清和諧與拼貼的差別。

在我們出去吃晚餐的路上，查爾斯王子停下來，問我剛剛是否有聽到他的談話。「是的，我聽到了，」我說：「但我不同意。我知道您很喜歡雷恩的建築，但是在雷恩的時代，他是一位現代建築師。根據您的邏輯，雷恩應該用中世紀晚期的樣式來擴建漢普頓宮，才能搭配原本的都鐸式建築，根本不該帶入他那種有所收斂的巴洛克風格。其實，我們現在也差不多是處在兩種尖銳對比的樣式交叉點，但在我看來，它們之間的對話相當成功。」

但查爾斯王子繼續干預。1987 年，我們正在為主禱文廣場準備一項總體規劃。競圖公布之後，查爾斯王子隨即在市長官邸發表演說。他大力抨擊計畫書和競圖提案，還非常不恰當地拿戰後建築與納粹空軍做比較：「這還得歸功於納粹空軍：當年它炸掉我們的建築物時，除了瓦礫之外，並沒用更惹人厭的東西取而代之。」

我在《泰晤士報》上寫了一篇長文，指出這是一種可怕的誤用特權，甚至是誤用王權，來干擾公共事務，以皇家身分高傲發言，但拒絕讓自己的看法接受測試和挑戰。自從查爾斯王子攻擊阿倫斯、波頓和柯拉勒克事務所的國家藝廊計畫案後，他們從未完全恢復；這家英國最棒的現代建築事務所，就這樣退縮下來，無法完成更多精心構思的建築物。

而在幕後進行的討論、耳語和暗示，甚至比公開的聲明更加惡劣。除了主禱文廣場之外，查爾斯王子可能還害我們丟了維多利亞的雄鹿廣場（Stag Place）案，以及皇家歌劇院的重建案，這兩個案子我們都得到精采的回應與祝賀，但也被告知「風險太大」和「層峰有敵人」。

我不認為查爾斯王子了解建築。他以為建築是固定在過去的某一點上（對他而言就是古典主義──一個奇怪的選擇，因為這種樣式在英國的根基並不深厚），而不是一種會與時俱進的科技與材料語言。但只要他不參與辯論，他的意見是對是錯根本就沒差。身為特權者，他實在不應該利用地位來危害與他意見不同者的生計。

（摘錄自Richard Rogers《建築的夢想》，原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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