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譯者之一吳哲良博士借用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的「液態」概念，以〈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為題，以譯者並自己的關注的角色，演繹該書的一些重點，並試圖延伸與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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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情感

〈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演講側記／攝：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blockquote>講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題： 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 Liquid Justice: Ideology and Governmentality of Making up People 
主 &nbsp;持 &nbsp;人： 朱元鴻（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講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者： 吳哲良（清華大學書院導師及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對 &nbsp;談 &nbsp;人： 黃明慧（英國謝菲爾德大學俄羅斯與斯拉夫研究所博士） 
演講日期： 2020年5月5日 
側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記：岑學敏（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交通大學出版社</blockquote>
《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資助出版Edith Sheffer的著作Asperger’s Children: The Origins of Autism in Nazi Vienna （W.W. Norton &amp; Company, 2018）的華文譯本《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譯者之一吳哲良博士借用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液態」概念，以〈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Liquid Justice: Ideology and Governmentality of Making up People）為題，以譯者並自己的關注的角色，演繹該書的一些重點，並試圖延伸與之對話。「液態」者，流動也觸摸不到；「液態正義」，指涉的即是非單一的正義標準，這是講者用以形容在大眾政治的角度，看待自閉或亞斯伯格症候群的想法與策略時所採取的不同，非單一種對待正義的想像能夠概括。&nbsp;
「亞斯伯格」一詞，有兩種意思，一是醫生亞斯伯格（Hans Asperger）這個人，二是以此人命名的一種診斷亞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 Syndrome）。吳哲良博士指出，當代社會一般透過醫療或者特殊教育的角度，去認識自閉與亞斯伯格症候群診斷，但甚少有去深究其起源。Sheffer的著作，則是以歷史學的角度，去檢視「亞斯伯格」。她回顧歷史，指出Leo Kanner在1943年把「自閉」（autism）作為一門獨立診斷，而亞斯伯格則在1944年的論文當中，把自閉視為精神異常（psychopath）；及至1981年，Lorna Wing重新發現了亞斯伯格的論文，並確立了亞斯伯格症候群的診斷，但在描述當中使用了更中性的詞語形容和界定。美國精神學會（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APA）在1994年把亞斯伯格症候群納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 （DSM-IV）的診斷中（但在2013年出版的第5版（DSM-V）中已將之除名）。當診斷的判斷標準放寬，並增加了診斷人數後，被確診為亞斯伯格症候群的人數更加大規模增長。吳博士指出，在被診斷為亞斯伯格的人數比例增高至頗為普遍的當代，理論上是屬於嚴謹醫學診斷的「亞斯伯格」，卻在日常上成為了一個具普遍性且不嚴謹的形容詞和社會標籤。
 
吳博士在講座中亦提及，戰後重新發現亞斯伯格並把其引介至英語世界的學者，以及像之後的精神醫學診斷當中，不少都忽略了亞斯伯格所處的歷史脈絡。在主流的歷史上，亞斯伯格這人形象正面：虔誠天主教徒、沒有加入過納粹黨，利用自己的職務救活了不少孩童⋯⋯然而，Sheffer卻在其生平中發現了不少可疑之處，例如：亞斯伯格雖然沒有加入過納粹黨，但他確實有加入不少反自由、反現代、反猶太等和納粹意識形態接近的組織，並且在納粹占領奧地利後不少大學教員被解僱之際，仍是少數保有教席，並在日後獲得納粹政府公職的一員。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及納粹占領期間，在維也納，不論是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親法西斯、親納粹陣營，都有干預生育的人口管理措施，亞斯伯格本人亦贊成優生學和納粹的絕育法。
在《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一書中，Sheffer抽絲剝繭，具體地描述，亞斯伯格所處的納粹政權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治理技術等建立「診斷政權」並「以類造人」──吳博士稱之為「免疫共同體」（immunity community）；在這個過程當中，「靈覺」（Gemüt）從哲學詞彙變成了納粹診斷的基準，診斷一個人是否有靈覺、可否將之救治則是可否或是否有機會改造為共同體的一分子的基準，而國家界定一個孩子是否正常的權力亦因而增加。在戰後，雖然沒有證據直接顯示亞斯伯格的診斷直接導致兒童被殺，但是否代表亞斯伯格可以逃過共謀者的歷史責任？吳博士追問，在納粹或威權統治結束以後的社會，「以類造人」的餘緒是否仍在，並在民主社會中以更委婉的方式出現？
 
在演講的尾聲，吳博士回歸到「正義」的問題。他提及，即使現在APA已經不把亞斯伯格症候群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但關於亞斯伯格的論述仍然在台灣的教育當中非常普遍，譬如有家長會希望強調自己的孩子是（高功能的）「亞斯伯格」而非（低功能的）自閉；至於懷疑自己孩子是否「亞斯伯格」的家長，在決定是否透過診斷的方式去確認與處理，則牽涉到家長如何接收相關的資訊，亦牽涉到例如可以因此獲得資源或是害怕社會標籤等種種考量。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如何思考正義？又該如何思考診斷和治療的方式（譬如透過人工智能診斷）？&nbsp;
在吳博士的演講結束後，則是由該書華文譯本的另一位譯者黃明慧博士回應。黃博士的回應，環繞著「區分差異」（distinction）這一議題。她以俄羅斯的「聖愚」（Holy Fool）為例，在東正教未將其封為聖徒之時，其人就是村中一傻子；同樣的村中一傻子，在現代的話，如果他沒有經過診斷，他也不會是「精神失常」。她認為，「聖愚」可以未理解為「自閉」診斷分類出現之前的狀態，而人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些不同，這些非常態的狀態？
 
<blockquote>本文作者：岑學敏（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blockquote>

〈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演講側記／攝：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講        題： 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 Liquid Justice: Ideology and Governmentality of Making up People
主  持  人： 朱元鴻（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講        者： 吳哲良（清華大學書院導師及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對  談  人： 黃明慧（英國謝菲爾德大學俄羅斯與斯拉夫研究所博士）
演講日期： 2020年5月5日
側        記：岑學敏（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交通大學出版社

《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資助出版Edith Sheffer的著作Asperger’s Children: The Origins of Autism in Nazi Vienna （W.W. Norton & Company, 2018）的華文譯本《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譯者之一吳哲良博士借用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液態」概念，以〈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Liquid Justice: Ideology and Governmentality of Making up People）為題，以譯者並自己的關注的角色，演繹該書的一些重點，並試圖延伸與之對話。「液態」者，流動也觸摸不到；「液態正義」，指涉的即是非單一的正義標準，這是講者用以形容在大眾政治的角度，看待自閉或亞斯伯格症候群的想法與策略時所採取的不同，非單一種對待正義的想像能夠概括。 

「亞斯伯格」一詞，有兩種意思，一是醫生亞斯伯格（Hans Asperger）這個人，二是以此人命名的一種診斷亞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 Syndrome）。吳哲良博士指出，當代社會一般透過醫療或者特殊教育的角度，去認識自閉與亞斯伯格症候群診斷，但甚少有去深究其起源。Sheffer的著作，則是以歷史學的角度，去檢視「亞斯伯格」。她回顧歷史，指出Leo Kanner在1943年把「自閉」（autism）作為一門獨立診斷，而亞斯伯格則在1944年的論文當中，把自閉視為精神異常（psychopath）；及至1981年，Lorna Wing重新發現了亞斯伯格的論文，並確立了亞斯伯格症候群的診斷，但在描述當中使用了更中性的詞語形容和界定。美國精神學會（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APA）在1994年把亞斯伯格症候群納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 （DSM-IV）的診斷中（但在2013年出版的第5版（DSM-V）中已將之除名）。當診斷的判斷標準放寬，並增加了診斷人數後，被確診為亞斯伯格症候群的人數更加大規模增長。吳博士指出，在被診斷為亞斯伯格的人數比例增高至頗為普遍的當代，理論上是屬於嚴謹醫學診斷的「亞斯伯格」，卻在日常上成為了一個具普遍性且不嚴謹的形容詞和社會標籤。

吳博士在講座中亦提及，戰後重新發現亞斯伯格並把其引介至英語世界的學者，以及像之後的精神醫學診斷當中，不少都忽略了亞斯伯格所處的歷史脈絡。在主流的歷史上，亞斯伯格這人形象正面：虔誠天主教徒、沒有加入過納粹黨，利用自己的職務救活了不少孩童⋯⋯然而，Sheffer卻在其生平中發現了不少可疑之處，例如：亞斯伯格雖然沒有加入過納粹黨，但他確實有加入不少反自由、反現代、反猶太等和納粹意識形態接近的組織，並且在納粹占領奧地利後不少大學教員被解僱之際，仍是少數保有教席，並在日後獲得納粹政府公職的一員。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及納粹占領期間，在維也納，不論是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親法西斯、親納粹陣營，都有干預生育的人口管理措施，亞斯伯格本人亦贊成優生學和納粹的絕育法。

在《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一書中，Sheffer抽絲剝繭，具體地描述，亞斯伯格所處的納粹政權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治理技術等建立「診斷政權」並「以類造人」──吳博士稱之為「免疫共同體」（immunity community）；在這個過程當中，「靈覺」（Gemüt）從哲學詞彙變成了納粹診斷的基準，診斷一個人是否有靈覺、可否將之救治則是可否或是否有機會改造為共同體的一分子的基準，而國家界定一個孩子是否正常的權力亦因而增加。在戰後，雖然沒有證據直接顯示亞斯伯格的診斷直接導致兒童被殺，但是否代表亞斯伯格可以逃過共謀者的歷史責任？吳博士追問，在納粹或威權統治結束以後的社會，「以類造人」的餘緒是否仍在，並在民主社會中以更委婉的方式出現？

在演講的尾聲，吳博士回歸到「正義」的問題。他提及，即使現在APA已經不把亞斯伯格症候群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但關於亞斯伯格的論述仍然在台灣的教育當中非常普遍，譬如有家長會希望強調自己的孩子是（高功能的）「亞斯伯格」而非（低功能的）自閉；至於懷疑自己孩子是否「亞斯伯格」的家長，在決定是否透過診斷的方式去確認與處理，則牽涉到家長如何接收相關的資訊，亦牽涉到例如可以因此獲得資源或是害怕社會標籤等種種考量。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如何思考正義？又該如何思考診斷和治療的方式（譬如透過人工智能診斷）？ 

在吳博士的演講結束後，則是由該書華文譯本的另一位譯者黃明慧博士回應。黃博士的回應，環繞著「區分差異」（distinction）這一議題。她以俄羅斯的「聖愚」（Holy Fool）為例，在東正教未將其封為聖徒之時，其人就是村中一傻子；同樣的村中一傻子，在現代的話，如果他沒有經過診斷，他也不會是「精神失常」。她認為，「聖愚」可以未理解為「自閉」診斷分類出現之前的狀態，而人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些不同，這些非常態的狀態？

本文作者：岑學敏（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談《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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