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與本地人對公私領域的認知

對於北車未來可能禁坐一事，引起正（支持繼續開放席地而坐）反（反對開放席地而坐）雙方的辯論。正方主要從多元文化以及友善空間的視角切入，而反方則以「車站是公共場域，移工們坐成這樣有礙觀瞻與妨礙通行」作為反對理由。

我個人目前仍持觀望態度，畢竟我不常去台北。就算去了，也都是非假日。所以印象中並沒有如我住台北的朋友口中所謂「一到假日或特定節日整個大廳都是移工席地聚會」的情景。不過，在北車禁坐事件中，本文想就反方的理由來稍微談一下本地人與外來勞動者（尤其是東南亞來的移工）對公私領域的認知問題。

如果考慮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的工作型態，很多台灣人的私領域是移工們的公領域。比如說看護這份工作（截至2018年底，台灣的外籍勞工共70萬人，其中，家庭看護工人數達27萬餘人）。「家」，是我們本地人的私領域，可是，對移工們而言，卻是他們的工作場域-公領域。在工作場域裡，會有許多有形無形的規範限制個體行為。因此，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外籍看護的工作環境對他們的身心所造成的限制。比如說，透過講手機的方式跟同鄉進行人際加溫的時間受到限制，或是在相對可以喘息的休息期間裡仍得持續注意被照顧者的日常起居。也就是說，外籍看護的工作幾乎是處在全年無休的狀態。另外一批以工廠為工作型態的外籍移工，也同樣受限於語言差異跟文化習慣，平常在工作地點無法享有如本地勞工一樣的聚會環境，唯一可以較輕鬆自在的聚會時間就是一週一次的例假日或是重要節慶，與分散各地的同鄉相聚。

在上述的工作狀態底下，便造成一種「被限制的隱性需求」的狀況。亦即，這些移工們的休閒需求無法有效展現，進而導致沒有相應的供給市場。所以一旦這些移工們的勞力在重要的節日，比如地主國的節慶日或是移工們的宗教信仰節日，得到短暫解放後，他們只能在各個城市的交通節點用最省錢的方式與自己的老鄉們相聚、交換訊息、聯絡感情（這也是為甚麼在各城市的交通運輸站體旁會陸續出現移工母國的特色餐廳，但也僅止於此）。因此，地主國的人民認知中的公共領域（車站站體），成了移工們的社交場域或是某種程度的「私領域」。

所以，這次的北車禁坐事件，反對開放的意見固然有其道理，但如果深切思考離鄉打拼的移工們的工作處境，本地人理所當然的「公領域」邏輯，是否成為排擠移工們「私領域」的推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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