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薰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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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8|閱讀時間 ‧ 約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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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香港: 以台灣史經驗理解何謂香港

自從2014年雨傘革命開始,香港社會對於「香港已死」這個說法的認同感愈來愈高,到2019年經歷抗中運動、2020年7月1日中國頒佈港區國安法,「香港已死」論述更為廣泛,然而「香港已死」不是第一次在香港出現,1997年主權移交,世界對於香港的評價亦是這一句「香港已死」。然而要探討「香港已死」移交時,的問題時,無辦法不去思考「甚麼是香港?」及「何謂死亡?」。近代台灣歷史可以分為戰前日本時代、戰後中華民國國民黨獨裁時代及自由化後的現代台灣,與台灣的歷史發展軌跡相似,香港歷史亦應分開考慮戰前英國時代、戰時日本時代、戰後英國時代與現時中國時代,但戰時日本時代時間過短,對於香港影響不如其餘三個,因此實際而言,世界上存在三個香港,戰前的香港、戰後的香港與中國的香港三者。
  1. 戰前的香港,真正的香港 香港文史以至近乎所有有關香港的研究,往往都偏向以戰後五十年的香港作為介定香港社會本質的解釋,即使在英國管治之下,存在大量「中華文化」的香港,然而這個並不是真正的香港,真正的戰前香港,其實是受英國同化的殖民地社會,而其文化特質亦係屬英國文化變體,即具「東亞特色的英國文化」,或者可稱為英粵兩文化混合誕生之新文化,而構成這個結果的,是英國對於香港推行之同化政策,尤其教育。 由1841年英國拓殖香港島之初到1865年之二十多年間,是香港的「特別統治主義時代」,教育政策上偏向積極不干預,政府有設立學校但規模相對較小、限制亦較少,當時政府所轄學校稱為「皇家書館/ 國家義學」,學校主要以土語(即粵語漢文)教授,政府早期鼓勵但並未強制使用國語(即英文),惟英文科則一直作為學校學科存在,不過到了1860年,香港政府改組官立學校制度,將所有皇家書館關閉、再新立一所新的中央書院,正式將教學語言制度化,降低土語教學時間,即英、土兩語各佔一半教學時間。當時選用的英文教科書一類是直接由英格蘭(殖民母國),另一類是採用教育家理雅各以漢文翻譯第一類書本的«智環啟蒙塾課初步» (後來傳至日本,成為維新志士愛好讀本之一),不過無論哪類,亦不是專為殖民同化政策而設的課本。 到1865年,香港政府成立教育司署並同時實施督學制度,象徵進入第一階段的「內地延長主義時代」,此時代由督學制度訂定開始到1877年為止,此時段港府開始掌控香港的主要辦學權、又改革國語教學模式,例如於1873年改用另一款教科書,此教科書藍本來自於愛爾蘭,愛爾蘭雖然建制上為聯合王國一部份(即英國內地),但因風俗與內地其他地方不同(類似日本-沖繩關係),英國對愛爾蘭教育採取英國化同化政策,而此書亦是專門為殖民式同化教育而設計,香港版與愛爾蘭版分別不大,主要為香港版附加有漢文翻譯。 雖然1873年的轉變未知是否與英國國內民情轉變有關,19世紀歐洲各國民族獨立風潮漸起,衆帝國為抗衡民族主義,大多鼓吹建立帝國認同感,英國以外的奧地利帝國(後奧匈)亦如是,在英國而言,比較決定性的是1868年狄察思(Sir Charles Dilke) 出版 «更廣的英國 (Greater Britain)» 一書,大受英國政界及民間歡迎,主旨提出英國應同時同化「白種殖民地」及「非白種殖民地」,以鞏固帝國及傳播英國價值觀,在時間點上,似乎亦與香港情況多少有點關係。 在經歷1865-77年間的第一階段同化後,隨著軒尼詩總督上任(1877-1883),香港進入第二階級的「內地延長主義」,其任內推行的軒尼詩改革計劃,除了推行強制國語教學與減少但保留土語教學的語言改革政策,其亦是首個提出建立一所「香港大學」的總督,其理想是希望建立一所帝國大學,完善本地高等教育,以準備面對日本及大清國改革後建立新大學的挑戰,例如1877年成立的東京大學(並於1886年改組為帝國大學)。事實上軒尼詩的大學設置計劃於1880年公佈,不過最後因資金不足而告吹,之後要等到1905-07年的第二次帝國大學設置運動開始,才正式令香港大學於1912年正式成立,但第一次帝國大學設置計劃失敗的同時,亦成功短暫設立官立師範學堂(1880-83),培育殖民地教師以支援國語教學計劃,雖然1883年閉校,但隨1907年官立專科實業學校英文師範部開校,以舊校為基礎的新師範課程又再為香港提供殖民地自主培育的教師,所以短暫存在的官立師範學堂對香港日後的內地延長教育政策具重要意義。 而值得一提的是軒尼詩是一位愛爾蘭人。 教育以外,軒尼詩改革亦可見於政治參與。雖然1865年頒佈之香港憲法修訂,訂定香港政府應給予受同化「華人」(按:英治政府普遍以「華人」統稱所有原大清國國民,不分種族;本文將稱為「東亞裔」)參政、擔任行政機構及司法機構要職的權利,但具體實施時間,則要等到軒尼詩時代,委任第一位東亞裔港人伍廷芳任立法機構(定例局)議員,並授予太平紳士銜頭,此前並無東亞裔可得此榮譽銜頭。政治上的改革最終令香港於十九世紀末開始步入議政時代,包括1887年開始引入選舉之潔淨局(後改組為市政局,即市議會之意)、1894年由東亞裔香港人何啟及亞美尼亞裔香港人遮打爵士之議會設置請願(分別設置香港自治議會及派遣代表至帝國議會以確保香港具諮詢權)及1896年的潔淨局組成辦法公投,不過香港真正成熟的議政時代則要延至二十世紀初,當時主要政黨有香港憲法革新會及九龍居民協會。 國籍方面,1878年軒尼詩總督訪問中央書院,當時演說中提到過去一年,有大量東亞裔團體上書,希望總督明白香港本地東亞裔已一定程度上英化,他們亦早已視香港為家鄉及將來葬身之地,因此期望總督可以改革入籍令,將原本只授予在港出東亞裔英國國籍的法例,改為允許非本地出生東亞裔歸化,使這些人可以與其香港出生子女一樣,同為英國臣民。軒尼詩最終於數年後推行「東亞裔入籍令」,容許合資格之非本地出生者歸化英籍,使在港扎根及接受英國化的東亞裔對本地認同及歸屬感增加,其狀況可見於1925-26年。當時中國國民黨廣州政府關閉港中邊境、禁止糧食運輸、煽動在港「華工」(非本地人)暴動,期望藉此癱瘓甚至消滅香港,但本地東亞裔不論貧富,並無受國民黨之中華民族主義宣傳影響,反之協助香港政府維持市況,包括義務駕駛電車、人力車義載、商會大量向越南及其他地區收購糧米以穩定物價、慈善機構派發免費糧食等等。 軒尼詩離任後,國籍法與政治上並無多大改變,但教育同化政策上則一度緩和(例如官立師範學堂於軒尼詩離任後即行閉校),但在短暫的緩和期後,因英國本國的殖民地大臣張伯倫(1895-1903) 主張殖民地同化政策,香港再次重啟軒尼詩時代的內地延長政策。因此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香港,一直持續於內地延長政策之下,1920年代則步入高峰, 先後參與大英帝國展覽會(1924-25)、於廣州-香港反英暴動反抗中華民族主義者(1925-26)、慶祝開埠百年(1941)等。 而在戰爭方面,亦可看到同化政策一定程度成功提升香港東亞裔的忠誠,直至英日戰爭於1941年12月爆發前,香港並未對東亞裔市民採取征兵制,然而由於防務需要,戰爭前夕允許募兵,東亞裔大舉報名入伍,遠高於最終取錄率 ;戰爭爆發後,香港守軍堅守18日後戰敗,一些原屬守軍的東亞裔兵聯同其他族裔士兵脫離戰線,轉入緬甸及印度英軍大本營繼續戰鬥直至終戰,包括新編英軍香港志願連(曾參與英日於印緬多場戰役)及英軍服務團(情報軍團,主力於中國、香港、澳門收集情報),而一些被俘東亞裔兵,由於日軍宣傳上採行亞洲主義,因此很快將其釋放,而獲釋者不少都潛至印緬,加入上述兩個部隊 。
  2. 戰後到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前,中華化的香港 戰時,中國提出終戰後,香港應如同台灣一樣「回歸中國」,然而在英國首相邱吉爾堅拒之下,成功使終戰以後,香港復歸英國統治。表面上,港台好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國民黨並不放棄其對香港之野心,例如在台灣遭遇悲痛的二二八大屠殺前,國民黨嘗試於1946在香港策動九龍騷動,以達成「驅逐英國、中華民國光復香港」(根據英中協議,中國軍隊可於1947年8月15日前於香港駐留,以等候海運北上中國),而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 1949年後,由於中國易幟,國民黨(主要為蔣介石派系)敗退自1945年開始佔領的台灣,同樣,一些並不認同蔣介石派系的國民黨人、軍人及一些資本家、文人南逃香港,其時英治政府並未嚴加阻止(直至1954年),然而這樣的收容政策則種下戰後香港中華化的禍根。 台灣自1945年起,國民黨政府一直厲行去日本化及中國化政策,先是針對日本文化,在清除日本文化後,轉而針對台灣五十年日治間自本土誕生的台-日混合文化,最終以「中華文化」取代,國民黨政府並不尊重台灣原有的本土文化,只欲將台灣改造為「中華文化社會」,以貼合他們心中「中華文化復興基地」的文化政治需要。香港情況呢?很多人認為香港沒有如國民黨之專制政府,因此很難會有類似狀況,其實香港與台灣情況本質上是相似,只是程度存在差異。 香港是台灣以外最大的中國難民逃難地方,其中包括不少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文人,這些文人到港後,很多依然心懷中國,一方面抵毀香港並不存在自己的文化(與台灣相似,香港在戰前英治一百年已形成一種土生的港式粵-英混合文化)、此前一直受殖民地奴化教育,另一方面則主張因為「中華文化花果凋零」、他們有義務改造香港社會、將香港變成「中華文化復興基地」、以中華文化教化香港人、令香港人變得「文明」。這些文人早期自行辦學,本無傷大雅,但因應美國冷戰及對國民黨政策需要,美國希望在香港建立中華世界第三勢力,開始於50年代末資助這些文人學者。 到了60年代,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及教科書編纂,已然由這些中國難民文人及其門生控制。至1967年,香港中文大學得美國資金贊助而成立,雖然建立初期依香港政府建議,以英國威爾斯大學的形式建校,但建校不久即脫離英國模式及色彩,作為一間在英國土地上的中國大學而存在,此後全力推廣及復興「中華文化」及中華民族主義,在60、70年代先後兩次中文運動中擔當重要角色,中文運動表面上是反殖運動、爭取中文作為英文以外的香港官方語言,然而中文運動的會歌並不是以香港東亞族裔普遍所用的粵語,而是選用中華民國國國語(或後來之中國普通話)。 而在第二次中文運動(1978年)的宗旨明確寫明,委員會爭取的最終目標有兩個,一個是廢英文興中文,實行方法第一步是以粵語取代英文,作為過渡作用,第二步是待香港人不再習慣使用英文後,以中國語代替粵語,達成「語言統一」);而第二個目標是培養香港人「愛(中)國意識」,希望借廢英興中的政策,令香港人對中國認同感增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可幸的是在英治時代,第二次中文運動並未成功。不過非常遺憾的是,中文運動委員會中不少是大學學生與教師,因此可見自難民文人興學起,其實早已一步步控制整個香港教育系統。 由於1965年香港政府決議推行免費教育,1971年及1978年先行頒佈小學強制入學令及初中強制入學令(即台灣的國中),免費教育逐使大量這些「中華意識」教育植入至普遍香港人腦中,但是在1984年英中決議於1997年移交香港主權後,1986年港府內親華派即頒佈「去英國化及中國化」教育改革前,美其名為改革以貼合過渡需要。不過在此之前,香港教育其實仍然存在一個保險機制抗衡全面中華化,那就是歷史科、社會科與經濟及公共事務科(簡稱EPA科,即香港版的政治科)的存在。 歷史科依照英國教授歷史的方式,多年未變,即培養香港學生以英國角度觀看世界,在殖民文化角度而言,即是以英國的「帝國之眼」審視,而戰前到戰後初期,香港史及英國史皆是必修。而中國歷史科,由戰前到戰後初期,還是以英國的「帝國之眼」了解歷史,到戰後中國難民文人控制中史科課程及教科書教材後,即變成以中華本位的國族主義史觀了解歷史,對比而言,即是以中華帝國的「帝國之眼」觀看世界。歷史科亦受1986年中國化教育政策影響,例如顯示1949年前地圖時,不可再將圖博 (中國稱之西藏) 及蒙古與中國分開列出。 至於EPA科是戰後設立的科目,是本地的政治學科。1986年「改革」前,教授的是香港憲政史,英國與香港政制,英國、殖民地及英聯邦憲制關係,香港市政、教育、福利、各行業情況、法治史及國際關係等題,1986年後,首先指明不可再提及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然後刪除香港憲政史、與英國相關議題。 社會科的改動則延至1990年,1990年的「教育改革」訂明減少政治、民主、哲學及有關香港行政、憲制及歷史之內容,加入「中華民族」簡要、中國政府架構、香港與中國及在中國之地位等內容,而原本課程視中國為一般鄰近國家,於課程內與日本、東南亞諸國並列,新課程則以「我的國家及人民」獨立講述中國,而其他亞洲國家內容則刪除。正式由一科啟發學生分晰思考及認識世界的學科,變為培養「中華本位思考中國國民」的學科,此精神由主權移交後中治政府、2009年起所設的「通識教育科」所繼承。 除了教育政策改動外,在80-90年代的大學生及教師團體(前述已大多為中華民族主義者)亦於1988年主張全面廢除英格蘭式中學制度,及1990年重提中學教學語言與教材應全面使用中文(即第二次中文運動的目標),其時香港91.7%的中學是英文學校,教材全為英文,教學語言主要為英文、輔以香港母語(即香港話,粵英混合語)教學。 因此,與台灣相似的是,香港從戰後開始其實亦一直受中華文化入侵及文化清洗的威脅,然而因為香港始終是英國領土,而台灣當時是國民黨獨裁管治之下,意圖中國化香港的中國難民並沒有公權力,只能從文化方面入手,致使其「成功」程度較台灣較低,中華化程度較淺,但始終香港也是經歷了極嚴重嘅中華化運動,造成的容觀效果是香港土生混合文化被賤視及打壓,以及在香港真正面對中國統治前、基於大中華主義心理而成為中國以外最反對台灣獨立的一個地方。 另外,其實中國難民崇尚中國國語而刻意營造台語「低賤不文」,包括語言本身、台語電影與歌曲,絲毫不了解戰前台語作品的璀璨,這些情況亦有在香港發生。中國難民到港後,由於部份富有上海階層逃至香港,亦一貫指中國國語文明而粵語低賤,包括粵劇、粵語電影、粵語戰前到戰後初前流行曲都不能和中國國語作品相比,不可登大雅之堂。但為何香港仍然守有粵語呢?主要因為英治政府1920年代起為減低國民黨及共產黨對香港的影響,不只捍衛而且推廣粵語,使整個香港社群以粵語為多數,而教育上需要使用英文以外語言時,亦多只以粵語講授,當老一輩難民漸老,其後代因教育與社會化變得較為「香港」後,即減少其厭惡粵語及其文化的情緒。 但正如前述,此時期的香港已不是真正的香港,而是慢慢被中華文化入侵的香港,本質雖然仍是戰前的香港,但外殼已不斷受到侵蝕。然而,正是這本地混合文化與中華文化抗衡的五十年,被現今不少研究香港文化及歷史的專業或業餘學者視為「香港本質」,實在是非常無奈,若然如此,就正如說國民黨獨裁時期的台灣等於台灣本質一樣,是荒謬與武斷的論述。 不過在政治上,這時代的香港則有其進步的地方,除了市政局逐漸增加民選議席、推出議員面見市民制度,以邁向民主化外,對政治教育亦極為興盛,學校內有如社會科、EPA科,校外則有論政團體/政黨如馬文輝領導的聯合國香港協會舉辦的論政講座(海德公園講座及民意講座),這些模仿英國公園論政傳統的講座,被視為1980年至今在維多利亞公園每週舉辦的城市論壇之前身。 在1982年前主張「香港民主回歸中國」的大中華主義民主派政黨興起前,比較本土主張香港於英國下自治或獨立的政黨有上述的聯合國香港協會、香港革新會、 香港公民協會、香港民主自治黨等,部份政黨亦有參與市政局選舉以增加影響力。市政局以外,立法層面的立法局(即戰前的定例局)亦逐步增加民選議席,雖然進程比市政局慢,但最終於1995年達成具現代民主意義的民選議會,而市政局則為全面直選。
  3. 九七以後的中治香港,第二次中國化的現實 即使戰後香港不斷受中華文化入侵,而本土文化不斷消散,但直到1997年主權移交,兩隻仍是相對保持抗衡狀態(雖然1990年「教育改革」起已傾向中華)。然而,當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上堂後,旋即重提當年中文運動的政策,1998年75%的香港中學必須廢除英文教學,授課語言只可以中文(純粹粵語),而不可以英文、尤其香港話(粵英混合語,政府文件稱為「中英夾雜」)授課,到2008年再推出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一步步完成當初第二次中文運動的目標,而普教中的爭議到今日仍然是香港的重要議題。 到了2000年,特區政府又再次提出1988年的廢除英格蘭學制計劃,並於2009年正式推行,2012年正式淘汰舊學制(英格蘭學制),配合新學制的即是新設通識教育科,至於通識科有何問題則可參考上文第二點社會科一段。當語言政策及學制問題處理好後,2012年9月又嘗試引入國民教育科,以培養香港學生愛(中)國情緒,但因引發大規模社會運動而未成功。不過到2012年,香港教育方面,其實已極為中國化。 政治上,1997年新設立法會取代舊立法局後,無視1995年的民選法令,使其民選成份下降,而在上文第一點提到的民選議會市政局於1999年被廢,與英治時代相比,整個政制更為中央集權,全數民選的「議會」,僅剩下只具諮詢性質而無實權的區議會。 香港的本土主義曾經一度在戰前至70年代興盛,不過在經歷2014年爭取全面民主化、自治以至獨立的雨傘革命、象徵雨傘精神的本土派代表入選區議會、立法會兩議會,再到2016年對抗專權政府的魚旦革命前,本土主義經歷了1982-2010年(中華派政黨全盛期)的打壓期,及至2010-14年進入本土主義復興期,2014年雨傘革命後正式再興,然而在距離全民具命運自主認知尚有一段距離,直至2019年出現的反送中運動。

總結

香港的革命還是現在進行式,因此現在立論難免會有所武斷,但簡單而言,2019年6月前的香港,縱使本土主義已經自低潮期復辟,但仍未足以扭轉二十年來中國對於香港的同化,不過2019年6月起至現在,革命的情況令香港人意識到過去二十年香港已不斷中國化,因此香港必須光復,但光復哪個香港?哪個才是真香港?這個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香港,從來有三個,香港未來會回復成真正的戰前香港;變回那個被中國侵蝕到一半的戰後香港;還是無奈地面對現在這個中國化的香港。這是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個香港人,不論結果如何,「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已經是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記。

三位促成香港版「內地延長主義」的推手 左: 狄察思、中: 軒尼詩、右: 張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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