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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搶先看〉饑荒來襲

戰時有一件事情放諸歐洲而皆準，那就是無所不在的飢餓。戰事一爆發，國際間的食品貿易幾乎隨即為之一挫。稍後隨著各種軍事封鎖在歐洲大陸上遍地開花，食品的國際貿易更是全面消失無蹤。第一批銷聲匿跡的食物，是進口水果。在英國，社會大眾在無奈之餘也嘗試著以幽默感來自我解嘲。青果雜貨店的櫥窗招牌上大大寫著：「沒錯，我們沒有香蕉」（Yes, We Have No Bananas，一九二三年的美國搞笑暢銷金曲），另外在一九四三年，英國電影長片《百萬同胞》（Millions Like Us，有政令宣導性質）的一開場便耍寶地解釋起柳橙的定義，這玩的哏是很多人搞不好已經記不得柳橙的模樣。在歐洲大陸上的各種短缺中，最快讓人感覺「有差」的東西是咖啡。不得已的眾人開始退而求其次，喝起了各種替代品，當中包括菊芹、蒲公英根部或橡實的製品。

咖啡以降，其他攸關生計的缺乏也紛至沓來。糖，是首先稀罕起來的一種資源，就如同其他不耐久藏的東西如牛乳、鮮奶油、雞蛋與生鮮肉類。為了因應這些物資短缺，配給制現身在了英國、歐陸，甚至於美國。中立國也無法自外於這些短缺：譬如在西班牙，就連像馬鈴薯與橄欖油這類的主食都被嚴格配給，商品進口量的巨幅下降，迫使一九四四年時的瑞士民眾活在比戰前少百分之二十八的熱量攝取中。往後的五年當中，雞蛋幾乎全球性地被加工成粉狀，這樣才有利保存；奶油被換成了瑪琪琳（人工奶油），僅有的牛乳成了小朋友的專利，傳統的肉類如羊、豬、牛銷聲匿跡，大夥兒只好在後院與空地上養起了兔子來做為替代。這場對抗饑荒的大作戰，其重要性絲毫不遜於前線的軍事行動，包括其受重視的程度也不遑多讓。

第一個應聲而倒的國家，叫作希臘。從一九四一跨到一九四二年的冬季，也就是遭到軸心國入侵的六個月後，希臘餓死了逾十萬人。找上門來的戰爭，讓希臘的國家行政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再加上民眾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食物的配送體系因此隨之崩潰。生產的農民開始屯糧，通貨膨脹開始失控飆漲，失業率也一路向上。法治與社會秩序幾乎全面瓦解。不少歷史學者把希臘饑荒的帳算到入侵的德軍頭上，他們認為其成因是德軍強徵了賣食糧的店家。但事實上，洗劫這些店家的經常是在地居民、地下游擊隊員或個別的士兵。

且不論饑荒的成因為何，結果都是災難一場。在雅典與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人口死亡率增加了三倍。在希臘某些島嶼上，比方說米科諾斯島（Mykonos），死亡率竟是承平時期的九倍。在二戰從頭到尾，希臘喪生的共計四十一萬人中，恐怕有二十五萬人的死因與飢餓直接或間接相關。到了一九四二年的秋天，希臘的局面已經危急到英國都空前地取消了航道的封鎖，放行運糧的船隻前往希臘。在這之後，德英兩國的協議讓救援物資得以持續流入希臘直到二戰結束，甚至於到了一九四四年底希臘解放後的亂局之中，救援的流入也持續了大部分的時間。

相較於戰爭爆發對希臘的食物輸送產生了相當立即性的影響，歐洲西部就花了些時間才感受到缺糧殺傷力的全貌。像是荷蘭，就要到一九四四到四五年的冬天才體會到饑荒真正的可怕之處。不同於希臘的是荷蘭之所以陷入那個「飢餓的冬天」（Hunger Winter），並不是因為政府行政上的混亂，而是納粹政策性地長期剝奪該國的生計所需。德國人幾乎是從一九四○年五月一進入荷蘭，就開始大肆橫徵暴斂：金屬、衣服、紡織品、自行車、食物與牲畜。工廠一座座被整個拆除而後運到德國。荷蘭一向倚賴進口來獲取食品與牲畜的糧草，但這些進口都在一九四○年劃下句點，徒留荷蘭舉國靠德國徵歛後剩下的碎屑苟延。馬鈴薯和麵包在戰時遭到嚴格配給，民眾不得不以甜菜或甚至鬱金香的球莖來為自個兒加菜。

到了一九四四年的五月，荷蘭局勢來到了懸崖邊。內部傳出的警示是災難已然迫在眉睫，荷蘭必須能早一天解放是一天。這次英國再度解除了封鎖，讓救援船舶得以通過，但開放的幅度極其有限，主要是邱吉爾擔心常態性輸入的食糧會落入德國人之手，同時英軍的諸參謀長也害怕德國海軍會利用救援船隻作為導航，藉以避開荷蘭沿海的水雷。在諸多顧慮下，荷蘭民眾只能餓著肚子等待盟軍的解放。

好不容易等到一九四五年的五月，盟軍終於挺進了荷蘭西部，該國已經有十萬到十五萬的百姓苦於飢餓性水腫。荷蘭之所以能躲過與希臘同一級別的災難，只是因為戰爭結束，大量的救援物資獲得放行。但對於數以千計的荷蘭人來說，這些食物來得還是晚了一步。進入阿姆斯特丹的記者形容這座荷蘭大城是「一處超大的集中營」，裡頭上演著「堪比貝爾森與布亨瓦德的恐怖畫面」。光這一座城，餓死或餓到病死的就超過五千人。至於荷蘭全境，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落在一萬六千與兩萬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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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讓荷蘭人捱餓，並不全然是出於惡意。在歐洲諸國之中，納粹其實對荷蘭人抱持著較高的善意，因為他們認為荷蘭人在本質上也是「日耳曼」民族的一員，只是需要循循善誘地回到日耳曼的大家庭而已。問題就出在食物問題上，德國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即便是在戰前，德國領導階層就已經認為國內的糧食生產處於危機當中。到了一九四二年初，穀物儲量已經幾乎用罄，全國的肉豬頭數也因為缺乏飼料而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給國民的麵包與肉類配給聯袂下修。即便是一九四三年的大豐收，也沒能讓危機遠離。配給固然迴光返照地短暫回升，但最終還是回歸縮水的大勢。

為了對德國面對的糧食問題有些概念，我們的思考可以從人口的熱量需求切入。正常成年人要保持身體健康，每日需要攝取的熱量大約是兩千五百大卡。如果從事粗重的工作，則這個標準還得提高。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熱量不能僅由碳水化合物提供，否則如水腫等與飢餓相關的疾病將無法避免──飲食中還必須包含能提供維生素的新鮮蔬菜，以及能提供蛋白質與脂肪的其他食材。話說在戰前，德國平民的每日熱量攝取是十分健康的兩千五百七十大卡。這個數字於隔年降至兩千四百四十五大卡，一九四三年降至兩千零七十八大卡，戰爭結束時更只剩下一千四百一十二大卡。「飢餓敲上了家家戶戶的門。」一名德國主婦寫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配給登記卡原本讓人撐上四星期，新卡拉長到五星期，而且發不發得出來都成問題。領到多少馬鈴薯，我們每天都有一條條數過，一天就是五小條，麵包則是愈來愈少見。我們一天天消瘦，一天天更覺得冷，一天天更加飢餓纏身。」

為了避免自家百姓捱餓，納粹在所占領的疆域上大肆掠奪。早在一九四一年，他們就在挪威與捷克斯洛伐克將「正常消耗者」（normal consumers）的官方配給降至每日一千六百大卡，而在比利時與法國，每日配給更低到僅一千三百大卡。這些國家的百姓之所以沒有慢慢餓死，是因為還有黑市可恃。荷蘭的情形與比利時或法國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主要的區別在於荷蘭的解放晚了九個月，而多拖了九個月，就連黑市也空了，饑荒因而發生，而德意志國防軍（Wehrmacht）更是秉持焦土政策，用水淹摧毀了荷蘭超過兩成的農田。到戰爭結束時，荷蘭淪陷區的官方每日食物配給已低到只剩四百大卡──這比貝爾森集中營囚友領到的還少一半。在鹿特丹，食物已經不是少，而是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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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戰時的各個方面一樣，第三帝國對待東部疆域的手段要比對待西部占領區來得嚴峻，且兩者的差距大到不可同日而語。住在雅典的一名年輕美國人曾拿希臘的嚴重食物問題去質問德國士兵，而他得到的回覆是：「喔，這有什麼。波蘭可是每天餓死六百人。」話說食物短缺在荷蘭或希臘，或許只是戰爭的後遺症，但是來到東歐，缺糧可就成了納粹德國殺人的利器。納粹根本無意讓歐洲的斯拉夫民族有得吃。幾乎從一開始，他們就打算讓這些人活活餓死。

納粹入侵波蘭與蘇聯，徹徹底底是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要釋出空間來容納德國墾民，同時也是要取得農地來讓第三帝國的其餘地區（特別是德國本體），能確保食物供應無虞。按照其「東方總計畫」（Generalplan Ost）對帝國東部疆域的原始規劃，納粹德國是打算將八成以上的波蘭人口趕出自己的土地上，再來依序是百分之六十四的烏克蘭人、百分之七十五的白俄羅斯人。但到了一九四二年底，納粹體系中有人開始運作要將上述人口「趕盡殺絕」──不只是猶太人，而是連波蘭人與烏克蘭人也不放過。這等在擘畫上比猶太人大屠殺規模更大，更加心狠手辣的種族滅絕計畫，主要將用上的武器就是飢餓。

讓東歐捱餓的起點，是波蘭。一九四○年初，波蘭各大城市的配給被設定在勉強有六百大卡，後來有所提高，是因為納粹意會到他們需要波蘭人充當戰時的勞工。隨著戰事向東擴展，平民吃不飽的狀況也每況愈下。在入侵蘇聯後，納粹的謀事者堅持部隊應該要將在地的食物徵收一空，藉此來餵飽自己，對烏克蘭城市的補給則應全面中止。此舉若有餘糧，也應該送回德國老家──同時間基輔、卡爾可夫與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基（Dnepropetrovsk）等烏克蘭大城可任其自生自滅。在這項計畫的擬定過程中，軍事將領們大喇喇地議論著饑荒可能導致兩千到三千萬人死亡。舉國被逼到牆角的烏克蘭人只得去黑市覓食，為此他們動輒得跋涉數百英里才能到達目的地。鄉下人一般比在城裡的人好過些。比方說光在卡爾可夫一地，餓死的據信就有七到八萬人。

最後納粹想餓死帝國東部的計畫中止，或至少暫緩，原因是在帝國勞動力短缺的節骨眼上把這麼多好手好腳的工人餓死，經濟上說不過去。反正，這個計畫橫豎也沒有實際的可行性。對烏克蘭城市的食物補給不可能因為納粹一句話說斷就斷，城市居民想逃到鄉下也很難防得了。至於黑市，那扎扎實實讓歐洲數千萬人活下來的黑市，德國更是無力取締。只不過對無法移動到食物所在地的人來講，飢餓就成了躲不掉的悲慘命運。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德軍成功餓死了一百三十萬到一百六十五萬之間的蘇聯戰俘。早在整批整批遭到殺害前，貧民窟裡據信就餓死過數萬名猶太人。列寧格勒被圍九百日，造成市民有六十四萬一千人餓死或死於飢餓造成的疾病。光這一座城市，罹難者就幾乎相當於希臘在整場二戰中因為饑荒而喪生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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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隨著戰爭結束，歐洲的糧食供應便會有所好轉。唯在許多地方，情勢反而比戰時更差。在和平宣告到來後的數個月裡，盟軍拚命地想要餵飽幾百萬捱餓的歐洲人，但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前面說過，德國每日標準配給在戰爭尾聲降至勉強有一千四百大卡；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這個數字在德國的英國占領區惡化到一千兩百二十四大卡，隔年三月更只剩下一千零一十四大卡。在法國占領區，官方配給在一九四五年底跌破一千卡大關，然後就這樣維持了六個月。

歐洲其他地方的狀況也好不了多少，甚至很多時候還更糟。在南義被解放一年之後，也在一億美元的援助流入該國後，義大利家庭主婦仍為了羅馬的食物價格而群情激憤。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爆發過一場「抗議飢餓大遊行」，其訴求便是抗議食物供應不足。戰爭結束時根據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報告，食物相關暴動在義大利四境此起彼落，方興未艾。一九四五年大部分的時候，維也納的官方配給落在八百大卡上下。在布達佩斯，那年十二月的配給摔到剩單日五百五十六大卡。原東普魯士的居民餓到吃起了橫死路邊的狗兒。在柏林，孩子們被目睹在公園裡拔草為菜，而在那不勒斯，水族館裡的熱帶魚被洗劫一空，拿去食用。營養不良無情橫掃歐陸的結果，就是疾病在戰後開始遍地開花。瘧疾在南歐捲土重來，肺結核更可以說是四處蔓延。在羅馬尼亞，糙皮病（pellagra）這種也跟沒得吃有關的疾病案例暴增了百分之兩百五十。當時的問題一方面是全球性的糧食不足，一方面有的那點食物無法適當地配送出去。經過六年戰事的摧殘，歐洲交通運輸的基礎建設已經肝腸寸斷。想讓食物能有效率地運進歐洲的城市裡，鐵路網必須重建、道路必須補好，商業船運必須回復。同樣重要的是法治必須恢復起來。在歐洲部分地區，食物供應會一抵達目的地就被搶，徒留救援機構沒東西可分給最需要幫助的地方。

許多英美部隊來到解放後的歐洲，都被自己眼前的景象嚇了一大跳。他們知道會看到一片破敗，或許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失序，但少有人想到歐洲食物會匱乏至此。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雷．杭廷（Ray Hunting）以英軍某通訊單位的軍官身分來到解放後的義大利。他在中東已經看習慣了乞丐，但對於所搭的火車遭到義大利飢民們包圍，他卻是毫無心理準備。在某個道岔他實在聽不下去這些人的呼號聲，於是隨手從袋子裡抓了些自個兒的餘糧，扔向了人群，而此舉引發的後續讓他內心震撼無比。

我千不該萬不該，殘忍地把食物隨手扔到飢餓的人群中間。他們瞬間變成一團為了天降甘霖而你爭我奪的扭曲人體。男人，在決心驅動的粗暴之中，開始相互拳打腳踢來爭奪罐頭；女人互相把別人咬在嘴裡的食物給搶過來，塞到自己的小孩手中，而小朋友隨時都有被失控的大人踐踏到腳底的危險。

隨著火車終於從道岔慢慢啟動，群眾仍在爭奪他扔給他們的零碎食糧。杭廷持續從打開的窗戶看著這些人，百感交集，直到他聽到另一名軍官從隔壁隔間伸出頭，給了他一些評語。「真是浪費──你怎麼把吃的就這樣丟了，」這位同袍說了，「你不知道那罐頭隨便給兩個，最漂亮的姑娘都任你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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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飢餓問題會是戰後一項非常棘手的當務之急。各同盟國的政府早在一九四三年就想到了這一點，並且著手把食物的運輸配送當成第一要務。但即便是腦袋最清楚的主政者與行政官員，都傾向於把食物看成純粹的生理需求。你非得是在前線的人員，非得與飢民有直接的接觸，才能體認到食物也有其精神的面向。

凱瑟琳．豪姆（Kathryn Hulme）作為管理巴伐利亞全數難民營的第二號人物，對此有深刻的體悟。在一九四五年底，她滿懷哀愁地寫下了在維爾德夫萊肯（Wildflecken）難民營的見聞。民眾是如何一擁而上搶奪紅十字會的食物，記錄在了她的筆下。

不過是些閃著光、小小的肉泥罐頭或沙丁魚罐頭，竟能幾乎讓整個營區暴動起來，著實讓人難以想像。不過是立頓茶包、瓦靈頓家（Varrington House）的罐裝咖啡，還有添加了維他命的巧克力棒，就能讓人在欲望的驅動下幾乎失去理智，簡直不可思議。但事實擺在眼前，事實就是這樣。這跟法蘭克福那可怖的廢墟一樣，都代表著歐洲的崩壞。只不過這是人類靈魂的廢墟。這人性廢墟令人不忍卒睹的程度，還要更甚千倍。

人類靈魂的崩壞，正是我們下一章要探討的主軸。

────本文摘自《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充滿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留給歐洲的是什麼？

徹底被改變的地形地貌、數十座被夷平摧毀的城市、數萬個破碎的家庭、數千萬人慘遭屠戮。但歐洲人有沒有學得教訓，有沒有如後世人所言，走向「歐洲復興」的康莊大道。顯然沒有。在作者齊斯．洛韋的筆下，這仍是片罪惡橫行、經濟崩潰、道德淪亡，遭受暴力纏繞著的野蠻大陸。二戰結束了，但人民的苦難還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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